第四节　王熙凤

没有王熙凤《红楼梦》的魅力会减少一半。因此，对王熙凤形象的分析便成为《红楼梦》人物分析必不可少的话题。由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关于王熙凤形象的研究在前期与后期也有着显著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因而整个学界都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研究王熙凤的主要方法。而且人们对王熙凤的态度多以贬抑为主，阶级特色较为突出。其中也有比较公允的态度和观点，如俞平伯、王昆仑、蒋和森等学者的研究，但这种声音相对较小。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深化，学术研究逐渐纠正了前期的片面性，对王熙凤的研究态度趋向客观，摆脱了简单的否定或贬抑，呈现出贬中有褒、褒贬结合的特点。对于王熙凤形象的评价，“我们应该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双重性及其交替变换中看出她的性格的内在的悲剧意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作者对待这个艺术形象的真实态度，才能理解在有关这个艺术形象描写中的那种说是‘褒’，对她的累累罪行又作了揭露和鞭挞；说是‘贬’，又在不少地方露出脉脉同情态度的复杂错综的性质”^[37]。研究方法的多元，研究领域的开拓，使研究成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注重继承、吸收前代的研究成果，更着力于以新的思路和方法对王熙凤这一形象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王熙凤形象的研究领域和成果。

最早对王熙凤形象作比较系统论述的是王昆仑。他着重从历史、思想和道德角度对凤姐进行分析，指出她一个18世纪中国贵族大家庭中的精强狠辣的少妇，具有封建社会所赋予一切特质的某一种完整的女性典型，“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充裕头脑非常敏锐的角色，家庭中能干主妇传统风格的最高度的结晶品；她把主妇才智的量堆积并提高到质的变化，成为一个封建大家庭尾闾期残忍毒辣的代表人物”^[38]。王熙凤虽集封建社会诸特质于一身，但曹雪芹并未将凤姐简单地处理为一罪恶形象，而将其置身于一腐败、动摇、彷徨、空虚之群体中，表现其挣扎之强烈，从而赋予人物以现实主义光彩。“如果说曹雪芹是蘸着眼泪写成的黛玉，那么他就是蘸着烧滚了的钢汁写成的凤姐，我们实在不容易在别的书中找得到以如此紧张强烈的腕力写成的人物典型。”^[39]王昆仑对凤姐复杂性格的把握和解剖精辟而深刻，而他的“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也成为对王熙凤的定评。

吴宓将红楼人物分为三等：上等人对应天界（神仙），其立身行事，本于真理和爱情，代表人物贾宝玉、林黛玉；中等人对应人界（凡俗），其处世接物谨慎明达，伪善矫饰，代表人物薛宝钗；下等人对应物界（魔鬼），其对人机诈、势力。王熙凤便属于三等人中之下等。^[40]何其芳《论〈红楼梦〉》（1956）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王熙凤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现了剥削阶级的本性，是一个曹操式的反面形象。这是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的女性，她像是一条美丽的蛇。也有人说“凤姐是弄鬼的行家，惯于弄鬼善于弄鬼的阴谋家”^[41]，“她有一副‘粉面含春’的容颜，但顷刻之间就会布满一脸严霜。而她的保养得很好的贵族少奶奶的纤手，权奸的铁腕也比不上她的翻云覆雨之力。她杀人不见血迹，尤二姐陷在她的圈套里，至死‘不敢抱怨’”^[42]。因此，她身上即便有些“美质”，也只能是否定性的美质。

总之，“文化大革命”以前对王熙凤形象的评论以否定为主。但是，王朝闻的专著《论凤姐》（1974）可谓是空谷绝音。他虽然承认王熙凤是个阴谋家，但却指出凤姐是小说里写得最活的一个典型人物，是一个可恶而又颇有魅力，有点像银环蛇或山魅般的人物。凤姐的个性体现着他们所隶属的阶级的共性。因而凤姐既是特定矛盾关系中的个人，又是没落地主阶级和倾向的代表。“《红楼梦》写人物个性的卓越成就，还表现在没有把个性的一贯性当成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从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中去描写，因而所写的人物个性，既有继承关系的独特性，也有历史发展过程的独特性。”^[43]《论凤姐》一书通过对凤姐形象的全面深刻的研究，把《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作了全面的评价，分析详尽、观点鲜明、语言生动、结构严密，虽然受时代和研究方法的限制，作者的某些观点有失偏颇，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专制主义弥漫的环境里能够言人所不敢言，却是难能可贵的。《论凤姐》的出版本身就是对王熙凤形象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禁锢得以解放，红学研究突破了长期辗转相传的批评模式，在考量作者对凤姐态度上，看到了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爱而知其恶”的一面。对王熙凤的评价也摆脱了过去一味否定的态度，有学者认为凤姐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脱胎出来，与封建正统观念有明显不同甚至相矛盾的新型贵妇人的典型。“凤姐身上的某些与本阶级观念相悖的早期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萌芽和痕迹，是不能见容于封建礼教制度的。曹雪芹笔下的凤姐不过是个悲剧的性格，是封建制度的‘殉葬品’。”（吴文科）她虽然性格泼辣，争强好胜，但综观她一生命运“既是专制制度的疯狂执行者，又是一个有冤无处申的专制制度受害者”（吴伯樵）。“王熙凤用她的才智证明了她是个强者，命运却又证明她仍然只不过是个弱女子。她将人人玩于她的股掌之上，最终却也未能逃出封建社会与封建礼教的股掌”（薛瑞生）。这是她也被列在“薄命司”的重要原因。

对于王熙凤手上的“命案”人们也各陈己见。针对“尤二姐事件”，有学者认为应该把对王熙凤的正义的谴责与封建主义者谴责她“妒杀”的观点区别开来，而且害死二姐的首要罪责应该由封建父权主义的体现者——贾琏来承当，凤姐则居其次，整个事件暴露了罪恶的渊蔽乃是整个社会伦理思想体系的不合理、不道德。对于“贾瑞之死”，单纯地指责王熙凤手段过于狠毒“这是戴着20世纪的眼镜看18世纪的现实”^[44]，贾瑞之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道德、礼教都不能保护那些无辜的妇女，所以凤姐必须防御”^[45]。同一时期，还有些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凤姐形象予以探讨。吕启祥认为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凤姐身上居然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凤姐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切，当其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的确扬眉吐气、令人神往；当其为所欲为，算尽机关，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又不能不使人寒心、深恶痛绝。这二者交织、纠结、叠合而形成了一个以辣为特色的中国女性性格的奇观”^[46]。通观王熙凤短暂而又复杂的一生，她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担者。有人将她与曹操相比，证明她是个英雄。但是从她“吃人”与“被人吃”的命运来说，“她的悲剧既是旧式英雄自害自祸的悲剧，又是受族权和夫权压迫的妇女的悲剧”^[47]。“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作者在塑造王熙凤形象的时候，既有欣赏、赞叹、褒扬，又有嘲弄、惋惜、同情，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余皓明《王熙凤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初探》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把王熙凤放在她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中进行观照。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裂变，又有认同和顺从的一面，从而形成自我和角色之间的强烈反差。这正昭示出其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儒家文化的单维二级性别模式及其角色规范是迥异的。对于女性来说，在那些定型了的性别模式和角色规范下，必须努力使自己像个‘女性’。可是，凤姐却不然，她身上最显著的气质都是非‘女性’的。这些都与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和要求大相径庭。虽然她在失落和裂变中也有对传统文化积淀的负重，但较之其他的女性，她毕竟更为真实地感觉到了自己，从而极力表现自己。”^[48]但是人性的觉醒，却成了她悲剧的根源。由于她的价值不为男人所肯定，结局必然是被男权所抛弃。余皓明站在文化的角度上借用王昆仑的判断模式，认为“赞凤姐，叹凤姐，凤姐虽‘辣’悲凤姐”。

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1995）将小说人物划分为“豹子”“走狗”和“绵羊”，并提出“豹子精神”。王熙凤归于“豹子”一类。作者在小说中写尽了她那精明强干的才能，从而为一个黑暗的末世塑造了一只金色的凤凰。他认为王熙凤的真性情及其自然流露并不下于大观园中的史湘云乃至林黛玉，与后者不同的只是她的真性情带有豹子的凶猛特征而已。遗憾的是，世俗的读者并不“都知爱慕此生才”，尤其在一个由绵羊和走狗组成的世界，豹子即便不伤害别人，只要不被关在铁笼里，就会受到无端的攻击和诽谤，其全部理由仅仅在于：她是豹子而不是绵羊。李劫的分析有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子。尼采认为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从动物到人再到“超人”的过程。而欧洲传统的道德造成人的“谦逊”和“驯服”的劣根性，使人成为基督教的驯服的工具，把人变成容易指使的“家畜”和“绵羊”。而“超人”则是那些超越了传统道德观念束缚、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强力意志的强者，是一切旧价值的破坏者。“超人”意味着每个人的自我超越，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现出一种不断超越的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期待着更高大、更强健、更优胜的人，他相信“欢笑的狮子必将到来”！这“欢笑的狮子”就是超人。王熙凤的存在无疑像封建社会的超人，她超乎常人的智谋、胆略、精力、欲望，都使她成为大观园里的狮子或豹子一样的人，而非绵羊。但是最终她无法摆脱悲剧性的命运，这是个人的命运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