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钗黛分论

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人问：“你在《红楼梦》里最喜欢的女性是谁？最讨厌的是哪一个？你最愿意与哪一位女性结婚？”这个问题难倒了众人，直到今天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断言的是前后问题，绝不会和谐一致。“因为你喜欢的女人，未必就是你愿和她结婚的人；你愿和她结婚的人，未必定是你所不讨厌的。”^[16]这就构成了一个无法终结的悖论，尤其对林黛玉和薛宝钗而言。

对于林黛玉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她是个率真、深情、才华横溢、言词锋利、赋秉颖异的女诗人，极尽溢美之能事。贬之者，则说她与潘金莲一样是个善妒的典型（李辰冬）。她善愁善哭、咳嗽、咯血、身体瘦弱，这样的身体缺憾，无论面貌、体态、才思怎样好，也当不得理想美人四个字。倘若真与宝玉结婚，两人很快会因肺病而同归于尽（佩之）。而且她多愁善感，好哭鼻子，心地狭窄，好使小性儿，说话尖刻，体弱多病，孤芳自赏，目无下尘，完全不符合封建正统的审美观念（唐富龄）。而且她语无忌惮、口舌招尤、光芒过露、恃才傲物、慧眼无珠、错认知己、顽固自怜、过分沉溺于那个未定的婚姻问题，因此只能把她看做一个可同情但并不值得爱慕的人（梅苑）。

但是蒋和森带有普范性的疑问使得人们久久不能平静，“是甚么一种东西，使得我们对于这个好哭的、敏感的、‘小性儿’的、孤傲得让人感到有些难于接近的少女，这样的动情和无法忘怀呢”^[17]？林黛玉这个为曹雪芹用全部生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就像一汪清泉永远取之不尽谈之不竭。“这是一个由强大艺术天才的手所典型化了的性格；一个你愈是细密地注释，就愈是感到可爱的性格。在这一性格中，既反映着那一时代的历史生活图画，同时又熔铸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精神面貌，以及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感、所激动的东西。”^[18]1944年第1期《现代妇女》发表了王昆仑的《林黛玉的恋爱》，他说：“没有恋爱生活，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恋爱以外，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生活内容，也看不到恋爱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着咀嚼着这里边的一切，从这里面酿造出她自己的性灵，嗜好，妒恨，以及她精巧的语言与幽美的诗歌；以后，就在这里面消灭了她自己。”太愚是较早开始解读林黛玉形象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他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评论者。对于学界曾一度流行林黛玉是叛逆者的说法，何其芳表示反对。他指出这种提法过于笼统，因为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作者也曾写到她的孤高自许、心直口快，但是也写到她冰雪聪明、善于诙谐，爱情执着，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很温柔。林黛玉性格上的最强烈的色彩是悲哀和愁苦，她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幸女子的典型，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的性格，则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艺术典型的全部内涵。

对于《红楼梦》的人物研究，基本上经历了人物的道德判断向美学价值判断的转变，林黛玉也不例外，大致经历了从典型论到文化、美学探索的过渡。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论者摈弃了现实的伦理判断方法，开始对形象进行深入的文学思考，并且将人物与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段结合起来，从而深入发掘人物的性格因素、情感意蕴以及文化特质。有人认为林黛玉的思想性格，“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19]。前者是外在的，后者则是内在的。虽然林黛玉的主导性格是叛逆精神，但还有着敏感多疑、傲岸不驯、贵族情调、诗人气质，而且，“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使她在十二钗‘群像’中，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20]。这一艺术形象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www.daowen.com)

曾扬华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讨论林黛玉的美认为她是一个内外皆美，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人物，她的形象实质可以与屈原相媲美。她的思想性格具有时代特征，“要求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亵渎”^[21]。曲沐《红楼“骚”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以‘死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源于屈原之《离骚》，《红楼梦》则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妇女的死亡，但最‘惊采绝艳’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师楚’的写作方法，将其理解到的‘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使之闪现出更多的‘楚人’风采。”^[22]因此，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此外，有学者表示林黛玉对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现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对个体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某种背叛和超越”^[2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可以看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粹精英”^[24]。从现代价值观念角度来看，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之处就在于自主意识或个体意识的觉醒，那些传统的东西同新的素质结合，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独立性和独特性，使林黛玉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小说人物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它必须接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欣赏、解读、评价，这也就是说小说人物一旦被创造出来便永无盖棺定论之日，这一点在薛宝钗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薛宝钗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与林黛玉多受世人礼遇的待遇相比，宝钗的评价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有爱其庄重者，有称其淑女者，有赞其“晶莹”者，有赏其聪慧者。但也有对其口诛笔伐者，有言其无耻者，甚至有恨其不死者，评价褒贬不一。

欣赏她的人认为她才情高雅（牟宗三），学识独高（舒芜），有聪明灵秀之气（李景光）和入相出将之才（蛟兄），她德、貌、才三者兼备（罗盘）与黛玉比起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甚至提出“薛宝钗精神”，认为它是“三教合一”精神在这个“冷美人”身上的具体而微的象征，它概括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封建文化的最高成果。李辰冬也不吝褒扬之辞，将宝钗的性格概括为孝、待人忠厚、性格温柔、博学多识，总之是一个完美的人。张天翼赞叹宝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罗盘更直接地发出“娶妻当如薛宝钗”的肺腑之言。如果《红楼梦》是以社会百科全书的方式反映了18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貌，那么在薛宝钗身上就集中地概括了那个时代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思想特征、道德规范和审美风尚。“宝钗成熟沉着的品质不但体现了曹雪芹创作的一种审美理想，而且也是中国传统精神——入世而不避世，中正而不偏激，容忍而非对抗，宿命而不悲观在一个女性形象身上的最高表现。”^[25]但是贬抑她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人说她是克己复礼的活标本（高明阁），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企明、学智）、封建思想阵地上的马前卒（蓝少成）、封建特务（龚力）、开封建倒车的反面人物（罗东升）、不折不扣的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吴颖）、封建礼教的应声虫（周书文），她是一个实用主义现世主义功利主义者（李长之、李辰冬、胡仁成、周中明等），缺乏进步思想，是真正的“腹内空”（朱眉叔），她“不只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萌生的‘异端’人物‘劝诫’和‘教化’，对那些不驯服的奴隶，就更表现出阴险、冷酷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她既不同于王夫人，又不同于王熙凤，她不是跳蚤、苍蝇，而是蚊子，她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26]，她的言行举止简直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异化图（陈克勤）。UB则认为薛宝钗“是可恨而又可佩的一个人，恨她的城府太深，过于理智。滴翠亭扑蝶，虽非有意遗祸江东，而那种临机应变的机智和随时都在取自卫态度的口吻行动，令人可佩而又可怕”^[27]。总之，她既稳重和平、安分随和、豁达大方、博学多能，又极尽钻营、阴险诡谲、圆滑世故、冷酷无情。但是这些评价还远远不能完全揭示宝钗的性格与形象，因为要真正深入分析薛宝钗就不能离开林黛玉，某种程度上她们二人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宝钗和黛玉，有人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黛玉是一个情感过敏的女孩子，宝钗则是一个具有高度理智的成人。黛玉多疑善妒胸无馀蓄，宝钗则从时随分机智深沉。黛玉毕生知己只宝哥一人，而宝钗则贾府合家上下个个欢迎。黛玉好比孽子孤臣，宝钗俨然贤妻良母。黛玉好比是落拓诗人牢骚满腹，宝钗好比逢时巧宦大紫大红。黛玉口角尖酸固然讨嫌，宝钗世情十足亦甚惹厌。若为己身选择配偶，宁愿娶林妹妹，若为子孙选媳妇，则我愿推荐宝钗。若说好两人都好，若说坏两人都有坏处”^[28]。黛玉和宝钗的性格完全背驰，“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29]。那么，究竟该如何判断钗黛优劣呢？这两个人物形象果真就是冰炭不容吗？“钗黛合一”可不可行？我们虽然不赞同完全将钗黛进行“二美合一”或加上秦可卿的“三美合一”，但是无论就作者还是就读者而言，她们都是一种审美理念的感性显现，如果能够更好地分析二者的形象，那么将其放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