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贾宝玉

贾宝玉的形象十分丰富复杂。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最具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之一。长期以来人们试图对他进行总体把握和合理解释，然而总是无法走出脂砚斋的困惑，“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不曾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至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这也许正是这一艺术形象具有如此魅力的原因，它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又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而且相互交融循环往复。贾宝玉的性格是在广泛的社会矛盾中形成的，他的形象之所以是高度真实的，“就是因作者忠实地描绘出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社会矛盾的以至于阶级的种种因素，对于他的性格形成给予的影响”^[1]。贾宝玉的形象反映着当时的整个时代风貌，他的性格具有高度的自身独特性和社会历史性。

“意淫”是警幻赋予宝玉的名号，也是解读贾宝玉最重要的两个字。但是人们对于宝玉意淫的性质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持纯情论，有人则认为宝玉是个泛情者。纯情论者认为宝玉“非世俗淫乱公子”，宝玉之情也“非世俗儿女之情可比”，他的意淫更接近于柏拉图式的爱情，“柏拉图谓爱有二种，一高一卑，一正一邪，一善一恶，一精神一肉体，一向上一堕落，正即《石头记》第五回警幻仙姑之教训”^[2]。因此，宝玉的意淫完全出于“自己想象中之爱”，没有丝毫的龌龊与亵渎。“虽然他不可能像柏拉图那样去寻求什么美的本体，把美的事物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从而成为绝对理念，但对于美的追求也同样有一个抽象的过程。”^[3]他从复杂的现实环境汇总抽象出形式的美，把它上升到一个主观意念的高度，并在这个过程中融进自己的思想。可以说，他从对现实中美的事物的爱慕，达到一种超然的境界。因此，即使宝玉的意淫带有泛爱成分，也是“开辟鸿蒙”以来“第一”“无双”的“情种”。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女性处于被压迫、被歧视、被侮辱的底层，《红楼梦》作者借警幻提出的“意淫”，并高度赞许贾宝玉对女性平等相待的泛爱主义，“也就标志着人在精神领域里的一次跃进——远离动物状态的跃进！比较起当时的思想水平，这无疑是个发现、制造和突破，说它如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惊世骇俗、震古铄今，并不为过分的。……《红楼梦》这种大胆、公开的提出‘意淫’，就如一阵清风吹进了那烦躁、窒息的‘铁屋子’，是那里面被僵尸气味熏得昏头涨脑的人们突然嗅到一股新鲜的空气”^[4]。贾宝玉的情是对封建纲常名教抗议的产物，虽然他的感情世界纷乱复杂，有与黛玉的男女之情，有为宝钗所吸引而产生摇摆的“忘情”，也有和袭人的暧昧私情，更有与男友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这在曹雪芹的笔下都毫无讳饰。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作为‘千古情痴’的贾宝玉，在他生活中对大多数少女的‘用情’，被叫做‘意淫’也好，叫做‘情不情’也好，却显然都是超越了儿女私情的界限，表现了尊重、体贴、至爱、平等相待的新的感情境界，具有初步民主主义人道精神的新内容，吹拂着人性觉醒的青春气息”^[5]。在纯情论与泛情论的基础上，人们对于贾宝玉的爱情观也有着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认为他用情不专，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情人”。聪强说：“余谓宝玉非情人也，乃‘情之贼耳’。夫宝玉者，博爱性成，上则家中闺女，下则婢仆优伶，无处不用其情，无处不施其技。虽受贾政痛责，亦不能改变其毫末，尚可救乎？”^[6]但是，对于宝玉的“情痴”，美国学者莫斯·罗伯特却认为宝玉的爱是一种体现着人性光辉的博爱，“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具有怜悯的成分，充满着一种主张平等的同情。他对小说中的许多女仆都表示过这种同情。这种同情的产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是种生理成熟的表现”^[7]。周汝昌认为宝玉的“痴情”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痴本是贬词嘲语，但到了中华文化发展到六朝时期，痴已经取得了新的高等的含义，成为我们文学艺术上的一大课题了，而到曹芹这里，可谓登峰造极，赋予了更鲜明更辉耀的光彩。这种‘天分中生就一段痴情’的人，乃是中华民族文化所产生的人物的菁华”^[8]。(www.daowen.com)

至于贾宝玉的性格，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天真率直、纯乎自然，是一个充分发挥着人性的人，但是具体分析却是见仁见智。佩之指出贾宝玉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有时受着感情的支配，里面的狂热，几乎没有一物可以制伏他。所以他的品性是情意的，而非理性的，思想的”^[9]。吴宓认为贾宝玉的性格“介乎凡圣之间”，概而言之可分为狂、痴、浪漫的、色情的。他性情真挚，喜自由厌恶礼法，了解女子心理，秉性仁慈，具有佛心，故卒能解脱。^[10]也有人认为宝玉的一切行动，完全出自天性，纯乎自然，没有丝毫虚伪与做作，但他身上充满着种种矛盾，他“富有哲学敏悟，却没有哲学修养；富有文艺天才，却不长于文学写作；他涉猎过些老庄与佛理；他也能写出些动人的诗句；然而充其量只能说他具有天才的人生意境，到底不能构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因此，他只能从恋爱经验和家庭生活的刺激，本着自己的直感来反抗封建传统的礼教与婚姻”^[11]。所以宝玉的恋爱、反抗、出走，都不外从他的直感出发。他的性格充斥着“非责任非实名非现身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非文化非社会非进去的性灵主义，天真的审美喜悦式的泛爱论与唯情论，充满了对死亡、分离、衰老等的预感、恐惧与逃避的颓废主义，善良、软弱、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消极人生态度”^[12]。而这都是在广泛的社会矛盾中形成的，他的性格与所处时代的社会上层建筑产生了广泛的冲突，因此，他的性格便显得既单纯又复杂，既鲜明又模糊，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杜景华将贾宝玉的性格概括为“贵公子系统、新一代系统、传统道德系统、传统叛逆系统、才子型系统、潮流中失败者型”^[13]系统不无道理。如果说贾宝玉矛盾的心理是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内在依据，那么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就是其人生道路发展的外部条件。内因与外因的结合产生无数相互交错的趋力，构成人物性格的既矛盾又和谐的统一整体。

最后再谈谈贾宝玉身上的“新人萌芽”。与“叛逆说”相辅相成的是“市民说”。人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贾宝玉的悲剧性格，曲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这种观点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此后一度成为评价贾宝玉的主要观点。但是反驳者的驳论也充满说服力，其中以丁振海《关于贾宝玉评论中的几个问题》较为突出，他认为《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代表的新兴市民阶层是否已经形成了阶级，有无自己的独立的经济要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等，都尚待商榷。在这些问题弄清之前“市民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的假设。而且就《红楼梦》和贾宝玉的形象看来，“究竟有哪些东西确实超过了‘古已有之’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也就是说确实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阐述清楚。因为中国古代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有着自己特别的‘国情’，是不能简单、生硬地拿欧洲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的情况加以类比的”^[14]。我们认为分析贾宝玉这一形象，应该抓住几个关键：第一，他有许多令人不解的言行，因此我们要从诸多囫囵不解处求解。第二，他是中国18世纪中叶出现的贵族青年形象，我们要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来衡量他的怪癖言行。第三，要与传统文化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评价。总的来说，贾宝玉的追求及其言行，既体现了传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又有着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作用，“尽管他与家庭和传统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的言行并不是完全自觉的，但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和他所生活的典型环境来对之加以苛求，既不宜把他拔高为全面自觉地反封建传统和反儒的斗士，也不能把他说成是以释道思想来追求解脱的消极典型，而应实事求是地看到他是一个有着各种思想影响，有着各种各样情欲，有着自己时代的投影，受着独自典型环境制约而产生的文学典型形象”^[15]。他是一个具有某种叛逆色彩和朦胧的新思想要求的形象。这既是他囫囵不解的地方，也是贾宝玉独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