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阐释的困境

红学研究者都知道谈论《红楼梦》主旨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就曾经告诫过人们阐释的困难：“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暖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对于《红楼梦》主旨研究也同样面临着理解与阐释的困难，对此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真的会“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红楼梦》的多名，正显示了它的主题思想的复杂多样性。“《石头记》，即‘石头所记之事也’，可以作为‘自叙说’的依据；《情僧录》又突出一个‘情’字，可为‘爱情’说张目；《风月宝鉴》又显出‘色空’观念，‘解脱’、‘成佛’说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出处；《金陵十二钗》又着重在记述‘闺友闺情’，揭出‘风尘怀绣闺’的题旨。后来的《金玉缘》才突出了宝黛爱情悲剧。”^[55]主题，是作家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通过对生活的描绘而体现在作品里的中心思想，是作家对生活认识、评价的表现。“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是根据作家的创作动机而表达的中心思想，另一方面是后人对这部文学作品的理解、评价。”^[56]如果说出于尊重作者、尊重文本，那么“爱情”“补天”“惭恨愧悔”等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如果说符合时代发展尊重社会规律，那么反封建、市民说、农民说、阶级斗争等一系列观点的出现又有其必然性。它们体现了现代人站在现代社会立场上和价值体系中对《红楼梦》思想主旨的评价与思考。

从今天看来，《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小说，它预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这只是今人对《红楼梦》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当然丝毫不为过。但是，我们在《红楼梦》中没有看到与封建地主阶级相对立的其他阶级（市民阶层或农民阶级）的出现，曹雪芹的意识中也没有这些阶级存在。如果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阶级的存在与日趋壮大，那么，要意识到本阶级必然没落和灭亡则是超过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历来“仕与隐”都是中国古代文人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选择，达则兼济天下，当无法力挽狂澜于即倒之时，中国古代那些愤世嫉俗的文人士大夫便归隐山林、遁入佛道。“‘市民说’与‘农民说’乃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命题的必要补充，是‘《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封建’这一命题的必然延伸，它们根源于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它们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学说，思维框架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而历史依据则是‘明代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57]作为今天的学者，完全有理由以诸如此类的学说或模式去考察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如果假定曹雪芹也是运用这些学说、模式去构思其作品，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我们今天固然可以回过头来审视封建社会的整个崩溃过程，然而生活在封建制度里的文人却无法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他们因为反抗封建礼教而看到一个帝王的灭亡，那是很不简单的。但要反对王朝更迭、漫长延续的封建制度，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之前则属不可能。(www.daowen.com)

福柯说过历史是说出来的。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现在的多元化红学，形形色色观点的出现都是后人对小说文本的“说”，所不同的是有的观点属于文学权威而显得不可动摇，有的观点则显示出政治意识形态性（以国家领导人的某些言论为盾牌），他们的观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红学“名家”“大家”的“大说”，从而掩盖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小说”，有的甚至歪曲了小说的本旨。话语霸权的存在使“五四”时期的众说纷纭一方面体现出红学研究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特色，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语言对人的操控性，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整个红学界在一片欢腾中多了几分激进而少了些许冷静和反思。综观20世纪主旨研究的历史，从开始人们执着于单一主题思想的讨论，然后到主题多元化的格局，再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厌倦主题之争，甚至出现了陈大康取消主义的“无主题”说。它迫使人们回到问题原点，重新审视论争的意义与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消解主题的趋向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批评观念的变革上看，还具有某种挑战意味，因为解构是为了更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