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观点举隅

（一）原型批评

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神话原型批评，它是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神话原型批评的兴起，源于当代人对人类的早期文化和原始思维以及共同心理结构的研究。集体无意识是原型批评中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人类先天或遗传得来的一种意识，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在人类的典型经验当中被无数次地重复着。“原型是领悟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43]随着国内对于原型批评的引进，该理论也被迅速应用于神话元素丰富的古典文学研究当中。方克强《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深入发掘小说建构的统制全篇的神话系统，认为《红楼梦》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小说世界，存在着两个互渗互补的子系统，即现实系统与神话系统。因此，《红楼梦》艺术的现实题旨可以用“女性崇拜”来概括，而“女神崇拜”则是象征性的原型题旨。在女娲补天神话和顽石通灵神话中，投射着贯通原始先民与曹雪芹心灵之间的女神崇拜意识。这一纲领性主旨，在小说的现实传统中得到了具体化和生活化的证明。原型具有象征的普遍性，女娲作为女神象征着女性创造力与女性优势。在女娲补天神话和顽石通灵神话中，折射着贯通原始先民与曹雪芹心灵之间的女神（女性）崇拜意识。但是述旧不如编新，在承续女娲神话的基础上，曹雪芹施展卓越的想象力创作了太虚幻境神话。作者并不是抛弃男性社会的现实文明成果，而是要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摒斥男性文化对人尤其是女性生命的漠视与扭曲，重建女性文化的特质与优势。曹雪芹塑造的女神形象和渗透其间的女性崇拜意识，对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卑下地位与男性崇拜都是一种颠覆性与革命性的撞击。而曹雪芹所要提供给世人的正是这个时代所缺的、具有超前意识的“补天”新思路。所以理解《红楼梦》，首先要解剖它的神话，破译神话的普遍性象征内蕴和原始意象的原型题旨。方克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应用神话原型批评深入剖析《红楼梦》所蕴含的原型题旨，既看到《红楼梦》与中国原始神话的内在联系，又不忽视作者的独创性成分，是一篇不无新见又颇具说服力的文章。

（二）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黑人争取和白人同等政治、社会、教育和法律权利的运动展开的，如果说黑人受白人歧视，那么女性则受着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的双重歧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使传统父权制的思维模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逻各斯主义面临崩溃与瓦解。中国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进是必然的，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尤其是古典文学批评尚需谨慎，因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出现已然是传统形态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代形态的成熟资本主义之后的事，而曹雪芹所处的最多不过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阶段。海鸣《古今小说评林》认为《红楼梦》是痛陈夫妇制度不良之书。“吾人不必综观全书，即阅第五回太虚幻境《红楼梦》二支唱词原稿，如《终身误》所云：‘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是言夫妇制度之足以误人终身也。……他如元春之入宫册妃，于归省时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迎春之误嫁中山狼，晴雯之被逐，以至于金钏投井，藕官焚纸，龄官画蔷，鸳鸯殉主，妙玉入魔，袭人再嫁，司棋殉潘，五儿抑郁，香菱受苦，紫鹃悲愤，四儿配人，芳官出家，一切好女儿，其精神上肉体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妇制度直接间接所馈送而来。此曹雪芹所以写荒唐言，洒辛酸泪，而慨叹不已也。”^[44]赵荣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妇女问题，具体地说是妇女婚姻自由和男女地位平等问题。“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带出大观园里里外外一大群青年被毁灭的悲剧，提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问题，从而使人们‘精确地衡量’导致妇女卑下社会地位的封建社会的‘进步程度’，清醒地认识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妇女悲惨命运的宗法制度的反动本质。”^[45]赵荣将曹雪芹的妇女观概括为：一是赞美妇女高尚的品格。二是歌颂妇女的智慧和才华。三是推崇妇女坚贞不屈的情操和视死如归的正气。四是倡导“意淫”，尊重妇女。五是同情妇女的苦难，关怀妇女命运。六是反对包办婚姻和践踏妇女的野蛮习俗。七是讴歌男女平等，主张解放奴婢。赵荣的观点不无合理的成分，但表述有问题，确切地说不是妇女问题而是女子问题，尤其是青年女子遭毁灭的问题。另外以曹雪芹的拟书动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和大观园女子终归悲剧的结局来看，作者似乎无意于考虑妇女问题，更没有男女平等的要求。他对于女子更多的只是崇爱、悲悯，还上升不到妇女问题这一阶级历史高度。汤龙发《女权问题是〈红楼梦〉的主题》^[46]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对男权制对妇女的压迫和影响，曹雪芹提出了女权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没有一个作品能与之相比。曹雪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他深邃的思想，使他感到妇女只有走自食其力的劳动的道路才能解放自己。在《五美吟》中肯定东施“头白溪边尚洗纱”。在十二金钗中，巧姐被搭救后，走上劳动自救的道路，在荒村野店纺绩。因此，汤龙发的结论是《红楼梦》的主题、价值和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在于提出了妇女的人权和妇女解放问题。的确，曹雪芹在创作小说当中表现出对青年女子无比的赞美和同情，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曾抨击封建礼教压迫妇女，倡导男女平等，甚至夸奖女子之见识、才智使男子羞愧流汗，这跟贾宝玉的“堂堂须眉不若裙钗”等“女清男浊”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李贽和曹雪芹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德礼政刑”，但并没有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虽然称赞《水浒传》农民反抗贪官污吏的英雄之举，但有时却骂这些人是“盗贼”“妖贼”，可见他们并不赞成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政权，而这些我们都不难在《红楼梦》中找到相似的例证。与之相比，女权主义是以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为核心的，而曹雪芹并不想否定他所赖以生存的男权社会，甚至因无力补天而一生惭恨，因此将他对女儿的同情和女权主义相提并论是不妥的。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新中国成立后访华期间倾尽全力游说中国妇女起来反抗被压迫的境况，争取独立的地位，但无一人响应，其尴尬与窘迫可见一斑，不是她的个人魅力不够，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与其女权主义理念尚未接轨。直至20世纪下半叶女权运动在中国还是孤掌难鸣，更何况是在18世纪的封建中国？

（三）空幻与虚无

李泽厚《美的历程》认为《红楼梦》旨在表现人生空幻，而以往的观点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还是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他以鲁迅“……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的精辟之词作为支撑，指出“笼罩在宝黛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47]？李泽厚认为这部小说充满着作者对来自本阶级的饱经沧桑、洞悉幽隐的强有力的否定和判决。《红楼梦》的创作方法达到了与外国19世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相媲美的辉煌高度，然而也同样带着没有革命理想和出路，带着浓厚空幻感的挽歌色调。李泽厚抓住了影响《红楼梦》主题的实质性因素，这就是历代文人面对没落时代而普遍具有的无可奈何的感伤主义心态。(www.daowen.com)

姜宇《论〈红楼梦〉的感伤色彩——兼及〈红楼梦〉的主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提出曹雪芹把家族、爱情、理想的失落感都归结到人生空幻，所以“人生如梦”是《红楼梦》所要表达的最终意念，也是《红楼梦》的基本题旨。一如《红楼梦》名称本身，已经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伤。作者在书中的一些直接议论，也表现了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并直接表明这是本书的主题。第一回中，作者借一僧一道之口直接说明人生“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又指出“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可见，人生如梦是《红楼梦》的基本主题。因为曹雪芹能够站在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宇宙空间的高度上下俯人世，所以看清人世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红楼梦》的整体结构也暗示了人生的虚幻感。第一回的《好了歌》和注解一向被认为是《红楼梦》的主题歌，它们所体现的也正是看破红尘的人生空幻感。而《红楼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也可看出人生如梦的空幻之感。贾宝玉的“悬崖撒手”，正是由于对人生空幻的彻悟。总之，《红楼梦》表现出强烈的人生空幻感，它既来自家族的悲剧，又源于爱情和理想的幻灭，是生命中所有希望被毁灭之后的绝望，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大哀痛。人生如梦，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它使《红楼梦》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与感伤。

朱引玉认为以往的文章总是纠缠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佛老虚无主义思想，但小说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的塑造以及客观生活的描写来演绎佛老哲理的，还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朱文指出：“《红楼梦》中的梦幻意识以及佛老的虚无主义思想，无时无刻不渗透在小说的客观生活的描写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一部《红楼梦》，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层佛老的光环。一部《红楼梦》正是为了演绎‘繁华即逝、美质不常’这八个字的。”^[48]而小说的主题思想也正是在这具体的演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繁华即逝”指的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由盛到衰，乃至瞬间灭亡。“美质不常”是指宝、黛爱情的悲剧以及大观园“群芳”的凋零。白小易则认为整部《红楼梦》表现的是贾宝玉从色到情再入空这样一个思想演变过程。“在文本中统摄贾宝玉思想演变过程的‘色、情、空’模式既对应于明中期到清中期这几百年间的思想殖变过程，亦反映了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本人思想探索的历程，及清中期敏感而敏锐的知识分子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不得不以否定俗世的佛教思想为旨归的这样一种思想状况。”^[49]白文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用佛教思想否定俗世，形象地论证俗世的一切皆空，从而让俗世的人们省了些“寿命筋力，不再去谋虚逐妄”。

不论是人生如梦，还是繁华即逝、美质不常，抑或是从色到情再入空的转变，都是早先研究《红楼梦》“色空观”和虚无主义思想的拓展与继续，所异者只是提法的不同。由于社会、时代、历史等因素的存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虚无主义思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认为这就是笼罩全篇的主旨则有些以偏概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从主观努力方面，曹雪芹数十年如一日创作《红楼梦》锲而不舍笔耕不辍，从客观效果上也并没有读者阅完《红楼梦》步宝玉后尘，或真如道家所宣扬的无为思想而否定俗世，为了省了些寿命筋力不再去谋虚逐妄。

（四）其他观点举隅

杜正堂《人情·人性·人道——也谈〈红楼梦〉正旨》^[50]开篇就指出《红楼梦》所描写的对象，是作者从人道主义宗旨角度所看到的现实，统率全书所有事件、人物、细节的正旨是“人道主义，是个人的幸福和有充分价值的生活”。杜文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第一，作为悲剧的《红楼梦》。他从《红楼梦》中诸多年轻女性的各色悲剧中看出一切为人特有的美好东西都被那个不合理的社会所吞噬。《红楼梦》字里行间洋溢着曹雪芹的人道主义激情与温情。第二，具有喜剧因素的《红楼梦》。通观《红楼梦》的全部喜剧描写，曹雪芹对喜剧人物的笑既有温和的微笑和真正人道的笑，又有无情的嘲弄和贬抑的冷笑。第三，作为正剧的《红楼梦》。曹雪芹写出了这些复杂的群体中人物的人性美和复杂性，即使对一些小人物也给予了人道主义温情。胡文炜认为《红楼梦》这部巨著包含复杂的思想，但主题“则是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愧与悔，含泪再现以往的岁月，以戒妄动风月之情并昭传曾朝夕相处的闺阁女子，来警示世人。特别警诫富家子弟，千万不要像贾宝玉那样轻抛韶光，不肖无能，以免落得家败人散，一事无成，后悔莫及”^[51]。胡文认为脂砚斋明确指出“无材补天”是“作者一生惭恨”，我们要是脱离作者的创作思想来解释作品的主题，难免会南辕北辙。把《红楼梦》的价值与地位，同小说的创作思想混在一起来讨论主题，会造成吃力不讨好的结果。将贾宝玉定义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将《红楼梦》看作是批判封建社会的力作，而对于书中很重要的“补天”“好了歌”“风月宝鉴”“惭愧情恨”却只用“局限”二字来解释，是对主旨和文本的严重剥离，显然是无力而不严密的。王鼐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生命主题。生命主题包括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红楼梦》的生命意识源于创作主体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52]。中国的文化机制以“克己复礼”为特征，但这种机制又是以生命个体独立人格的失落为代价的。《红楼梦》是作者对失落的苦苦追寻。因此，曹雪芹的生命意识就是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及其追求失败后的失落与苦闷。可想而知，这种追求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难以企圆的梦想，《红楼梦》中宝黛的那段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悲剧，完全是创作主体失落的追求的呈现。

此外，梅节、马力《红学耦耕集》中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揭露末世大族的罪恶和婚姻的不自由，说明这个社会的宗法制度毫不足取。有人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就是写人生的缺憾和生命的悲剧，也有人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或本旨是“无材补天”，还有人认为“悼红”是小说的总主题，《红楼梦》中一个个哀婉动人的故事伴随着一段段美艳动人的悲剧，向读者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悼红、葬花，即青春易逝，韶华难留，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并且无可奈何的主题。”^[53]更有人用二元对立原理和四时转换理论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既不是宝黛爱情说，也不是四大家族衰亡说，而是作者“对至真至善至美被毁灭的哀婉伤悼。这也许正是《红楼梦》的深刻悲剧意蕴之所在，所谓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恰恰是基于此，《红楼梦》表现的是失去这一切无法化解的浓重的悲凄”^[54]。总之角度各异，新见解、新观点层出不穷，每一种解释都在逼近主旨，但却又无法穷尽它，这就是人们解读《红楼梦》的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