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补天与嗣后

陈诏明确指出那些说《红楼梦》写阶级斗争的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红楼梦》远没有像《水浒》那样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更没有资料能够证明曹雪芹参加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虽然流露出对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的某些不满，甚至有一定的背叛倾向。但他并没有自觉地利用小说的武器去抓阶级斗争、写阶级斗争、作革命的宣传。《红楼梦》写贾府、四大家族、封建社会的衰亡史，那是因为作者是历史见证人，但问题在于他对这个衰亡过程并不是冷漠地不关心地作客观的描述，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陈诏认为仅把小说的主题概括为衰亡史是不够的，因为作者更多的意图是要“补天”。所以“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理治之书’比较顺理成章。这就是说，作者的真实的创作意图是要想从个人生活遭遇中，从家庭变故中，从对现实和历史的阅历中，总结成败兴废的经验教训，悟出一些‘理朝廷，治风俗’的大道理，向统治者、向读者进行告诫”^[27]。叶嘉莹也认为《红楼梦》中有“补天”思想，并指出小说第一回的偈语“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是了解全书主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首偈语所写的通灵之石的不得补天之恨，实在也就是枉入红尘的一事无成的宝玉之恨。”^[28]秦家伦也赞成此说，他认为“曹雪芹从根本上说，要维护这个‘天’，要顾全它的面子，想设法改良它，弥补它的缺陷”^[29]。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家，面对封建社会的丑恶，曹雪芹能够做到暴露与掩饰的统一，颂圣赞德与鞭挞官场的统一。“补苍天”的写作主旨，决定了他多处使用曲笔、隐笔，而这恰恰符合审美规律，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和审美空间。丁维忠《关于“补天”主题的悖论》（《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期）承认《红楼梦》开卷的“无材可去补苍天”一偈，是全书的主题诗，“无材补天”是书之本旨。但“补天”又有正统“补天”和异端“补天”之分，前者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改良主义，后者属于新型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萌芽。异端补天者倡导人性、人情、人欲，曲折地反映或代表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他们伤时骂世、批驳消谤、指奸责佞、贬恶诛邪，反对君权专制、宗法专制、等级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但是他们尚处于思想探索和理想憧憬阶段，暂时只能作理论的论证和理想的阐述，尚未形成实施的方案，而仅仅表现为思想体系或理论形态，因此显得还不成熟，甚至是软弱的无所作为的。对“补天”不同类型的划分有益于廓清作者和人物的思想取向，充分认识作品所深蕴的超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www.daowen.com)

与积极的“补天说”相对的是一种带有消极意味的“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朱彤认为“一部《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展开了贵族阶级各个生活侧面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和赞美新兴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30]。而在地主阶级内部，子孙不肖又划分为两种不同社会本质和前途的“不肖”：一种是以贾珍、贾蓉、薛蟠等为代表的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堕落糜烂的不肖，他们体现了地主阶级腐朽的本质；另一种则是以宝黛为代表的对本阶级前途的绝望，离经叛道，重新探索新的人生出路，走上叛逆的不肖，他们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历史进步要求。两种不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立统一，没有类似于贾珍式腐朽堕落的不肖，不足以表现全书批判主题的普遍性，没有贾宝玉式叛逆的不肖，也无以突出全书主题核心的特殊性和时代特点。“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的确以极高的概括性将《红楼梦》的主题引向令人深思的范畴，一时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都本忱《〈红楼梦〉多主题论》（《松辽学刊》1997年第1期）则从血缘关系上否定了朱彤之说，他承认像贾雨村、贾赦、贾珍一类确属不肖子孙；贾政、王熙凤、薛宝钗也可以说是不肖子孙；贾宝玉、林黛玉也可从叛逆的角度说他们是封建阶级的不肖子孙。但是，广大的具有叛逆性的奴隶和被侮辱被损害的少女却不属于不肖子孙。可见，要找到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说法既要涵盖性强，又要精准度高，否则很难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