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旨谈政

1917年为适应革命需要，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断言《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的观点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内涵的理解，影响甚巨，1949年后风靡一时的“阶级斗争”说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只不过将民族斗争改为阶级斗争而已。1954年到1955年随着对胡适派唯心论红学批判的展开，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都对《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倾向发表了意见，主要有三种观点：“市民说”“传统说”和“农民说”。持“市民说”观点的主要有黄药眠、邓拓、李希凡、蓝翎、霍松林等人。他们认为《红楼梦》应该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曹雪芹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因此《红楼梦》所反映出的带有解放人解放人性的新命题，是当时新兴的市民社会意识的反映。主张“传统说”的主要有曹道衡、胡念贻、刘世德、邓绍基、何其芳等。他们认为《红楼梦》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是对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和文学传统的继承。他们认为《红楼梦》中借鉴的清初三大家的思想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即使小说中的思想有某些发展，也只是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此外，王昆仑《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16]，杨向奎《曹雪芹的思想》^[17]，霍松林《试论〈红楼梦〉的人民性》^[18]和舒芜《〈红楼梦〉故事环境的安排》^[19]等，对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论述得颇有深度，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后红学研究新学派的萌生。持“农民说”的主要有刘大杰、佘树声、王冰洋等，因为他们的文章数量和影响不及前二者，所以不多作论述。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要大家注意“护官符”上的四句话，并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之后，《红楼梦》研究的视野转向了政治领域，许多人开始站在政治角度来阐发这部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衰亡史说”（主要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和“四大家族衰亡史”）大行红学研究之道，而且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其政治意味愈来愈浓。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的主题》认为“描写以贾家为主的四大家族的衰败和没落，从而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使我们看到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命运，这就是《红楼梦》的重要主题”^[20]。刘梦溪指出：“《红楼梦》对它所属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在描写贾、史、王、薛四个封建贵族世家、特别是贾家的衰败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我们看到沉滞、虚弱的封建制度已经逐渐走向末日的命运。《红楼梦》主题的深刻内涵就在这里。”^[21]如果“衰亡史说”是通过对小说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的完整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还能使人信服的话，那么，从《红楼梦》中敲骨剔髓般挖掘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论点则是十分荒谬的，它们从根本上服务于政治，为政治所利用。这些文章基本上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显现出那个时代普遍的思维观念和论述方式，也反映出《红楼梦》文学研究的停滞。(www.daowen.com)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红学研究也渐渐步入正轨，许多人越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雷池，探索从前研究中的一些“禁区”。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主要描写的并非社会阶级斗争，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过当时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激烈阶级斗争，更没有企图去表现这样一种斗争。曹雪芹只是想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贵族家庭“兴衰际遇”的描写和对这个家庭中各个成员的悲剧命运的刻画，暴露那个社会的种种腐朽与黑暗，从而歌颂敢于抗争这个黑暗社会的女性奴隶和叛逆者。孙逊首先对于早先的“爱情说”给予肯定，他承认宝黛爱情悲剧是《红楼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它绝不是那种贯串全书意义上的“主线”。在这里，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如果《红楼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过程的艺术描写，那么《红楼梦》的主题便应表述为“通过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过程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罪恶腐朽的封建社会，歌颂了敢于抗争这个社会的反抗者和叛逆者，并预示了这个社会必然走向没落和崩溃的历史前景”^[22]。

“衰亡史说”符合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基本遵循《红楼梦》小说的情节结构和发展趋势，因此风靡一时，几乎成为定论。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赵荣直接对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23]一书中的观点进行批驳，李希凡认为《红楼梦》的主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过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写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揭露了建立在这样社会基础上的政权，正在走上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曹雪芹用“谈情”的“假语村言”来掩饰他的“伤时骂世”，也就是用那些婚姻恋爱的悲剧故事来掩盖贯穿全书具有鲜明政治内容的主题和情节。赵荣指出李文这种贯穿着“左倾”思想的红学观点，归纳起来，就是牵强的“总纲论”，杜撰的“崩溃论”，拔高的“新人论”，乌有的“掩盖论”。赵文指出：“文学作品主要描写了社会生活的哪些场景，不能由作者的声明来判断，也不能由评论者的主观想象来确定，而要由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情节来说明。”^[24]从现存的《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中，读者只能看到贾家这个百年望族逐渐没落的故事，看不到薛、史、王三家崩溃的具体描写，因此衰亡史就不能包括其他三家。而把曹雪芹概括地交代贾家社会关系的民谣“护官符”作为读《红楼梦》的“总纲”，这种做法也是荒谬的。何满子认为曹雪芹通过贾府生活的史诗般描绘，透视了这个社会制度的荒谬性，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不朽业绩。但是，“家庭只是社会的细胞，个别细胞的萎谢并不意味着整个机体的死亡。因此，许多评论家反复论断过的所谓《红楼梦》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之说，无论从《红楼梦》的艺术形象本身和历史事实讲，都是没有根据的”^[25]。沈天佑也不同意“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他说：“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只是小说主题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还算不上是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小说主题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反映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社会力量的被摧残、被镇压。”^[26]因此以“衰亡史”去概括《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显得很片面。“衰亡史说”是在特定时期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其影响之大到现在还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而且成为传统红学主旨研究的两大派别（“谈情”与“谈政”）之一。“衰亡史说”有它的合理之处，但也不乏在意识形态笼罩之下的夸大成分，对此应该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