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色空说
最早提出“色空说”的是俞平伯。他在《〈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11]中说:“《石头记》本演色空;(见第一回)由梦中人说,色是正,空是反,由梦后人说,空是正,色是反。所以道士给贾瑞的风月宝鉴,有正反两面,其实骷髅才是镜子底真的正面。作者做书时当然自居为梦醒的人,故《石头记》又名《风月宝鉴》,正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中都有所引用。熊润桐认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是《红楼梦》的纲要,他将曹雪芹所谓的空和色与自己的灵与肉相提并论,曹雪芹的“情”就是熊润桐所说的“肉的深处”。[12]所谓“‘因空见色’,就是肉的头一步,第五回所谓‘好色即淫’是也。次句‘由色生情’,就是‘肉的深处’,第五回所谓‘知情更淫’是也。第三句‘传情入色’,就是‘以肉遣肉’,第五回所谓‘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是也。末句‘自色悟空’,便是我所谓‘从肉生灵’了”!接着他又在《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八十回红楼梦里所表现的艺术思想》中进一步指出《红楼梦》这部书完全是作者描写他自家一生灵肉冲突的经过,“所以全部书的表面,虽然切切实实描写那一番‘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肉欲的生活,而骨子里却时时隐藏着一种他自创的‘以肉遣肉,从肉生灵’的人生观。他拿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一生的经历结合起来,便成了这一部空前的大作”[13]。熊润桐认为,作者经历了深重的灵肉冲突的痛苦,曾经逃儒归道,逃道归佛,最后才找得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那四句偈: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林语堂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在《平心论高鹗》(台湾传记文学社,1969年)中说:“《红楼梦》主题,不是风花雪月,儿女私情。他的主题,一是通灵宝玉之失而复得,是斩断情缘,还复慧根灵性,看破警幻仙姑之梦;又一是富贵无常,人生若梦,即贾府之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林语堂虽然没有点破,他的主题也属于“色空说”。
就在“色空说”似乎已成为定论时,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却如晴天霹雳拉开了红学界的大争论。随着国家领导人的介入,学术文化界迅速展开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斗争,程度之深,影响之广,为历来所罕有,很快地,“色空说”随着1954年的“批俞运动”便销声匿迹了。对于1954年学术界对俞平伯“色空说”的全盘否定,孙逊在多年之后《关于〈红楼梦〉的“色”“情”“空”观念》[14]中提出了异议,他对俞平伯“色空说”进行了补充,并认为俞平伯的观点尚不全面,完备的概括应该是《红楼梦》的“色”“情”“空”观念。曹雪芹在传统佛教“色空”观念中间引进了“情”作为中介,使原先比较简单的“色=空”双向对流关系,变成为较为复杂的“空—色—情—色—空”的多环连锁关系。“情”的观念在此是如此重要,它不仅是连接“色”“空”两头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而且这一中介比起两头来显然要大得多、长得多。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如果把这四句话理解为人生的全过程,这里的“色”仅仅只是人生的始发点,“空”仅仅只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处,而“情”才是生命过程中的全部内涵。比起熊润桐“灵”“肉”冲突为《红楼梦》主旨的狭隘理解,孙逊的说法似乎更值得肯定,也比俞平伯的观点更易为人接受。(www.daowen.com)
有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沉寂多年的俞平伯在1978年写的《空空道人十六字闲评释》中说:“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诃久矣。虽然,此十六字固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为不可不知者,故略言之。其辞曰: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由空归空,两端皆有‘空’字,似空空道人之名即由此出,然而非也。固先有空空道人之名而后得此义。且其下文云‘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可见十六字乃释氏之义,非关玄门。道士改为和尚,事亦颇奇。其援道入释,盖三教之中终归于佛者,红楼之旨也。”对“色”字的定义,他说:“先谈色字之异义。经云色者,五蕴之色,包括物质界,与受想行识对。此云色者,颜色之色,谓色相、色情、色欲也。其广狭迥别,自不得言色即是空,而只云由色归空。”他所说的“空”就是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所唱的“空”。他所说的“情”有时指“性爱”,有时又指“情爱”,时有交错和分离。
如果超越了“皮肤淫滥”的浅层理解和“美人骷髅”式的虚无主义,我们认为俞平伯的“色空说”比较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历史和人生的一些看法,也比较符合《红楼梦》在客观上所流露的一些悲观的思想倾向。至少在情节上读者看到了一个贵族之家从最初的繁华进入最终的“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日本学者松枝茂夫曾支持俞平伯的观点,他说:“色与空,换言之恋爱与无常观,它们就是《红楼梦》的主要思想。”[15]按照唯物主义观点,“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属于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加以批判和排斥,但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却客观存在。唐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甄士隐正是亲身经历了显赫与败亡的转变,才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慨。明代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是这种“色空观”的写照。如果能够突破个人的兴衰荣辱,上升到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人性自身的理解与把握这一高度,“色空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的。而这也许正是俞平伯之局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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