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20世纪前半期，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夹缝中生存，因为20世纪第一个十年人们仍拘囿于“旧红学”索隐影射说中，多数观点都是在“旧红学”基础上的余续和绵延。此后二三十年则是考证派“自叙传”说走向辉煌、独领风骚的时期。

20世纪是《红楼梦》研究成为当代显学时期，而小说批评派红学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清末民初至1954年是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椎轮草创期；1954年至1978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更新转折期；1978年至1999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全面拓展期。

第一阶段，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蜚声于世，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而以王国维为发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则一直处于次要地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衡量《红楼梦》的文艺价值，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本旨是宣传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其美学价值则属于悲剧中的悲剧，即既不是由于恶毒至极人物在支配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意外的变故，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结果却造成了大悲剧。王国维在运用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融入传统老庄哲学乃至儒释观念的精神体系，“突破传统小说研究中零散随意、缺乏整体性与美学观照的评点、鉴赏、题咏、索隐等多种研究模式，使得红学的研究不再沉陷于寻章摘句、深文周纳的狭小格局，而呈现为一种高屋建瓴、综合圆融的系统化格调”^[4]。王国维所构建起的新批评、新规范、新方法具有至今难以超越的价值，也预示着红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学术趋势。在国学与西学的碰撞中经历摸索、阵痛、曲折，最终开辟真正属于中国文艺学的现代境域和新型范式。在这之后涌现出一些新观点和新著述，但是，与索隐派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相比，此时的小说批评派红学无论从影响还是著述方面都显得势单力薄。

继王国维之后，季新《红楼梦新评》（1915），佩之《红楼梦新评》（1920），吴宓《红楼梦新谈》等，他们或认为《红楼梦》是揭露封建宗法之弊害的小说；或认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或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要求之，认为《红楼梦》的宗旨之正大、范围之宽广、结构之谨严、事实之繁多、情景之逼真、人物之生动，皆不在西方小说杰构之下。到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运用小说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研究，精辟之言、卓识之见迭出，尤其是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中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更属被后人多次引证的经典之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1942）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著作。该书谈了四个方面：人物描写、艺术结构、作品风格、情感表现，所得出的结论是曹雪芹的文学成就足以和莎士比亚相媲美。之后，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1945）以评价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为中心，并分析了《红楼梦》的基本思想，代表了当时《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最高水平。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48）从单个人物入手进一步阐发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为后人研究《红楼梦》人物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daowen.com)

20世纪后半期的红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1954年至1978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更新转折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进，人们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阶级性。红学的研究范畴突破了作家身世的局限，将《红楼梦》置于更为广泛的时代、社会、政治、民族、文化等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红学研究的领域。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收录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文章129篇，后两集侧重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小说批评派红学运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美学的批评。吴组缃《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1956），通过分析主人公形象阐释了《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剖析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堪称人物论的典范之作，在写人物论的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影响甚大。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1956）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分析，来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及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言简意赅，见解深刻。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1957），收论文17篇，其中第二部分的8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释了《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征，对贾宝玉典型形象的意义和《红楼梦》思想倾向进行析辨，见解独到且理论建树卓著。何其芳《论红楼梦》（1957），全面分析了《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对《红楼梦》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立论平实却创见迭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1959）是一部以人物论为主的论文集，艺术感受具体直观，语言文字细腻而富含哲理，因此与其他论著迥然有别。60年代初，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迭出，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的主题》，章培恒《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郭豫适《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袁世硕《〈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周中明《谈〈红楼梦〉的语言美》，刘梦溪《探春论》，张锦池《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等都代表了当时红学研究的新水平。但是，此时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研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了极致以致陷于公式和教条，似乎一切文学作品都与阶级性结下了不解之缘，“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是红学的幸运，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简化为阶级分析法则又是红学的不幸”^[5]。如果50年代的“批判红学”是红学研究在迂回中前进，那么70年代的“政治红学”则是红学研究的倒退。

“文化大革命”之后，20世纪80年代红学迎来了真正转折，不仅学术成果骤增，而且逐渐呈现出更为民主、自由、多元的学术研究氛围，这为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全面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研究者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所以小说批评派红学硕果累累。其专著多达60余种，张毕来《漫说红楼》，王朝闻《论凤姐》，徐迟《红楼梦艺术论》，傅憎享《红楼梦艺术技巧论》，舒芜《说梦录》，郭豫适《红楼梦问题评论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刘梦溪《红楼梦新论》，罗宪敏《红楼梦艺术美》，周书文《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薛瑞生《红楼采珠》，曾扬华《红楼梦新探》，杜景华《红楼梦艺术管探》，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杨光汉《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朱彤《红楼梦散论》，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王蒙《红楼启示录》，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红楼梦考论》等，可作为突出的代表。专题论文更不胜枚举，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启功《漫谈红楼梦的语言艺术》、陈毓罴《红楼梦和浮生六记》、傅继馥《论红楼梦形象体系的构成》、马国权《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是什么》、鲁德才《传统文化心理与红楼梦的典型观念》、丁淦《〈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等，可作为突出的代表。此外，刘上生、刘宏彬、李厚基、何永康、周书文、郝延霖、顾平旦、黄立新、乔先之等亦有红学佳篇问世。

此外，我国港台地区和海外的红学研究也有长足进展，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能发前人之未发，新意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康来新《红楼长短梦》，张明彦《试探红楼梦》，张爱玲《红楼梦魇》。论文主要有：周策纵《红楼梦里的一个思想问题及其背景：天命与大义·分与情》，宋淇《论“冷月葬花魂”》，宋哲《〈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童元方《论〈红楼梦〉中的丑角》，唐德刚《海外读红楼》，陈永明《红楼梦里面无才补天的顽石和莫失莫忘的通灵宝玉》，江宝钗《论红楼梦的真假结构所显示的意义》，等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哲学、美学的论著，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叙事学、文化人类学等扑面而来，国内学者在欣喜之余也或多或少地有些无所适从，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从王国维开始的借鉴西方哲学、美学进行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在经历了多半个世纪的中断后继续得以继承和发扬，但同样继承下来的还有王国维一直饱受诟病的缺点，那就是在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有原封不动地照搬之嫌，更有甚者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并不惜对本土文化资源削足适履，从而造成本土文化的严重失语。这些都是我们在借鉴西学以研究国学时应该深以为戒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对于哲学本体论、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其时间之久、理论之精、派别之众、著述之繁，中国学人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加以吸收、整合、本土化的。因此，在运用新的文艺学方法进行中国学术研究的时候不免会显得捉襟见肘。但这绝不会妨碍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开创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的研究模式，因为这是红学研究建构新领域并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