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背景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什么是经典？卡尔维诺的解释有十四条：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

而上述第四个定义可视为如下定义的必然结果：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而第五个定义则隐含如下更复杂的方程式：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www.daowen.com)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会，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读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图中的位置。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校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是经典作品的存在不可或缺的。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证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定义，是因为《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集大成之作完全符合，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越了他的论断。如果有一部小说让人既诅咒又企慕，既激愤又赞叹，既痛苦又欢呼，既捶胸顿足扼腕叹息又难以释怀欲罢不能，那就是《红楼梦》。因为，她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艺术世界，一个“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的多层次立体化艺术奇观，她“既有艺术主旨的多义性蕴含，又有艺术思维的多样化融汇；既有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有机组合，又有人物形象间的互相映衬；既有多种艺术手法的神韵复绘，又有语言符号的出神入化表现；既有主体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渗透，又有多种艺术意境的有机整合；既有艺术结构的立体画建构，又有叙述角度的多样化结合。对这样一个完整圆融的审美有机体的审美把握，不管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观照，都能够有所发现，有所领悟，拓出新意，引出新见”^[1]。《红楼梦》是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审美有机体，是渗透着丰富社会内涵又凝聚着作者独到审美感悟和瑰奇艺术想象的艺术珍品。因此，《红楼梦》作为经典的诞生是伴随着各种批评话语而逐渐演进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门专学能像‘红学’那样，与20世纪百年的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如此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讲，‘红学’又成了国家政治的‘晴雨表’。它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独占鳌头、领尽风骚且受到国际汉学界关注，是和这一学科与时俱进的现实参与意识分不开的”^[2]。但是，整个20世纪的红学在发展的道路上又是荆棘丛生，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争论。最为显著的便是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和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此消彼长。

小说批评派红学是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为发端的，他的文章比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红楼梦考证》早17年。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而以王国维发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却长期处于次要地位。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他们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作者，不是读者，也不是现实人生，而是作品本身。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算是“内部研究”，它与关注作品外在因素的“外部研究”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面对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和小说批评派红学发展的不均衡，人们该如何掌握红学当中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度呢？20世纪90年代周汝昌为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作的序言中有一则意味深长的问答。段启明问：“今后‘红研’应向何方多下功夫，多作研究？”周汝昌答：“一是红学史，二是《红》书的艺术，这是个亟待开发的‘荒原’——一片最美好的景境，却弄得几乎变成‘沙碛’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一个更大的愚昧和损失。必须要有有心人，或者有志之士，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任务担当起来，打破荒芜的局面。”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也谈到类似的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的研究重心都放在了“史学”方面，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罢，还有后来形形色色的“曹学”“秦（可卿）学”，甚至包括对曹雪芹朋友身份的考证，很多人为这些研究呕心沥血，确实对“红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小说”，过多的史学研究势必会冲淡《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性，从而使这部鸿篇巨制走向史学研究的深渊。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对之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把关于艺术作品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而把研究它同作者的心理、同社会等等的关系称为‘外部的’研究。”^[3]韦勒克认为，外部研究的基本研究策略是从作者的生平和心理入手进行文学研究，探索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与影响，从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一般特性出发来探索文学艺术的起因，以时代精神来阐释文学作品。同时，他指出外部研究的重大缺陷是只满足于探索文学艺术的外部因素，对文学艺术自身特性的解释不够，也不能有效说明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究竟来自何处。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而文学艺术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本质属性，韦勒克将其称作“文学性”。它是使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志，是一部作品之为文学作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在此，韦勒克强调的是从所谓作品本身研究去克服侧重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局限性。联系红学界的喧闹与纷争，虽然我们认为韦勒克坚决斩断文学作品与作家、社会联系的主张有些绝对，但是为了维护《红楼梦》作为经典小说的艺术纯粹性，使之避免落入索隐派主观臆测或者新红学自传说的泥淖不可自拔，适度地借鉴韦勒克关于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理论是可取的，这也是将《红楼梦》视为文学而非史学著作进而进行文学性研究的重要途径。本文力图通过对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进行史的梳理，史论结合探析众说纷纭背后的缘由，发掘文学阐释的独特性、历史的客观性以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美学观点与文学阐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