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及对策建议

10.4.1　顺应我国产业升级的趋势，实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战略

虽然我国在数量上可以称为人力资源的大国，但还算不上人力资本的强国，而且劳动力方面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人力资源这个短板补齐，实现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要求。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仅仅是加大教育投入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提高受教育水平的问题，因为现阶段我国即使是一些高技术的人才其生产效率也可能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些制度性的障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而单一的制度改革很难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因此必须以综合配套改革的思路来统筹，构建统一的协调机制，真正实现人力资本流动的畅通，并采取直接与间接的措施推动人力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自由流动性能提供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信号。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在这一过程中，技能培训作为一种重要途径同样不能忽视。实践表明，技能培训能增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短期内就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也是培养大批我们急需的产业技术工人的重要手段。

10.4.2　充分利用我国生产配套能力的优势，促进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链的反向控制的战略

我国现在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配套能力，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相对比较完善的生产配套体系是一国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保障。但是现阶段由于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市场分割、行业管制壁垒等原因使得我国这方面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没有形成产业与价值链的“集团化”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整合我国的生产配套能力，将这种潜在的能力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随着技术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加深，产业融合作为提高产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新兴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给产业发展与经济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产业融合作为一新型的产业发展范式，促进了全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的形成，使原本分立的产业价值链部分或全部实现了融合。与原产业相比，融合型产业不仅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与更大的利润空间，并通过创新的连锁反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需要积极推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政府应重视和鼓励关联度高的产业技术创新，为各产业间的融合创造一个良好的技术平台与产业平台。二是适时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业放松经济性规制或进行规制改革，为产业进一步融合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三是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不同分割市场的融合，鼓励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提高企业联结新价值网络的能力。四是积极推进包括组织协调机制、企业主体机制和中介服务机制等在内的产业融合机制的建立，统筹协调部门、地区、行业关系，形成发展合力，促进产业融合的良性发展。五是坚持开放型、市场化的原则，积极吸收国内外的优势资源，大力推进核心技术链、产业链的整合，掌控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在此基础上增强对产业链的创新能力与控制能力。

10.4.3　积极培育潜在的“技术优势”，以核心技术引领产业优势的再造

虽然我国的技术水平现阶段还无法称为“技术强国”，但不论是从我国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来看，在短短3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上实现的成绩都为我国后续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发挥我国在“技术序列”上的集成优势，现阶段看似处于劣势的技术水平，经过循序渐进的积累、集成与创新，完全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我国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实现这一优势转变的前提是要在制度变革与体制建设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创造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制度环境和体制基础，形成体制上的竞争力。

一是以“需求类政策”为杠杆撬动市场，鼓励创新产品进入和拓展市场，支持相关产业起步、成长。积极促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加大对技术预见与技术路线图的研究，推动科研更多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摆脱科技创新与企业的生产、经济发展“两张皮”的状况。二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注重技术与人力资本的融合，实现技术与人力资本“螺旋形”互动发展的态势。三是促进以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作支撑、吸纳社会投资的多元化自主创新投融资体系的形成。四是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规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作为后发大国，在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时要注重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应在鼓励自主创新和对国外技术模仿之间进行适当权衡，将有限的资源在自主创新与技术模仿吸收之间进行合理配置，根据各行业的技术水平采取有所差异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10.4.4　积极确立人民币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优势(www.daowen.com)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可以预见，今后我国的人民币将可能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助推我国新动态优势形成的重要力量即是我国的货币优势。目前，尽管我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但我国的金融结构、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资产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还很滞后，难以形成强大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合力。为此我们需要实现两个重要的战略转型。一是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二是实现资本开放战略的重要转型，即从资本集聚到资本辐射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为此，稳定主权货币，积极推进资本输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实现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的结合。在此过程中应选择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输出模式，加快核心要素的并购，通过合作研发，提高产业竞争力。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们应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政府、企业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分担风险成本。

10.4.5　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为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提供多元的动力来源

大国综合优势的内涵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差异性、多元结构和独立系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优势、互补性优势、适应性优势和稳定性优势（欧阳峣，2009）。我国所具有的地区的、经济的、技术的多元化将会导致发展优势的多元化、动机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和产业的多元化，由此将会衍生出的“大国综合优势”是我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战略基础。

首先，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使得我国产业可以借助国内市场需求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新的比较优势。然而，现阶段我国内需市场还亟需提振。内需乏力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完善的商业环境导致国内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市场分割加大了区域间贸易成本，企业营销渠道受限制、营销成本过高等使得国内一体化的市场无法建立起来（蔡洪斌，2012）。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不匹配，内需市场振兴困难。因此，内需扩张长效机制的建立既要激发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更需要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拓本国市场的积极性，重点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贸易的成本，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我国拥有的分工优势有利于构建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国家价值链。一方面，我国企业可以通过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来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完成从加工制造向品牌营销方向的转型，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空间布局，实施梯度升级的战略，以此促进价值链在国内的合理布局。生产制造类环节可以向具有成本和资源优势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东部地区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发展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环节。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我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调整国内不同地区产业的关系结构，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发展平台。

第三，打破产业调整的各种壁垒，提高其转换能力，降低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目前，区域的行政壁垒、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等严重影响到了产业资源的流动以及合理化的配置。这无形之中提高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这也是李克强一直强调要解决的结构调整中的难题。区域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是我国产业发展中一大历史性的难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着较大的维持现状的动力。而且，这一问题也不仅仅是行政管辖权和财政边界的问题，即不是调整行政关系就能彻底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尊重经济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减少区域间产业竞争与发展的行政干预与政府越位行为。以开放式、市场化的方式让产业转型的企业主体来进行资源的整合，而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环境等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真正形成产业发展的各类主体“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各司其职，和谐发展的格局。

10.4.6　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扶持政策，重点培育具有潜在优势的价值链环节

我国培育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首先应针对不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对于现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使这些产业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一些潜在的、未来较有可能成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在关键环节适当加以扶持，提高其国内生产以及在出口中的竞争力。而对于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可以逐步淘汰相应的环节以及通过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而言，差异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针对既有比较优势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价格竞争已经异常激烈，而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应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培育品牌，促进由成本价格竞争向以产品多样化和设计、服务、品牌等差别化竞争和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变，缓解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应把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作为提升该类行业国际竞争地位的重要方面，在融资、通关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二是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正在或即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应在促进提高生产率、降低出口的交易成本，支持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对这些产业的政策重心是支持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关键部件的国内生产，提高国际分工层级，支持其提高产品档次和“走出去”。三是对于一直是比较劣势而地位重要的行业，如医药制造、高端装备以及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则应以适度的市场保护和投入支持为重点，并着力提高开发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支持高新技术行业和关键环节的战略性进入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以打破海外垄断，形成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市场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四是对于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且比较顽固的产业，可以有针对性地淘汰落后的产能或生产环节，以及通过相应的产业转移为具有潜在发展优势的产业置换出相应的发展资源。

其次，在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应重视具有一定潜力的价值链环节与功能的培育。新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既可能是新的行业，也有可能是在现有比较优势部门基础上的功能提升以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环节。不管何种方式，其一定是能够利用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产业技术基础、配套条件、金融支持、社会组织网络等要素积累的部门。因此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关键是基于技术创新和相对比较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同时也是市场竞争过度竞争的减弱而市场势力增加、议价能力增强的过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与效率，松绑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束缚，发挥产业资本的功能外，目前还应该重视集聚资源、发挥要素功能的平台建设，积极培育一大批大中小型专业化平台企业的发展，发挥这些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实现要素资源、市场信息的集聚和交易的集中，掌握产业价值链的话语权与主动权。此外，要着力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势力，努力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对内，要促进形成经济规模和适度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也应在组织形式、管控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上适应这些变化，实现双方转变的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