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中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演变历程

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重点在于打破低附加值固化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与价值链的攀升，强调尊重比较优势动态转换内在规律。从形成机制来看，动态比较优势首先离不开基础的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水平等禀赋条件。其中，技术要素是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的核心和关键，自然资源和资本是基础，而劳动力则是技术发挥作用的中介。其次，与传统比较优势相比，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需要这些要素实现最佳的配置。丰富的资源禀赋并不必然能获得比较优势，为了避免这一过程落入“资源诅咒”以及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就需要一定的转化机制与推进机制，将资源禀赋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而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干中学”机制是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机制，而创新机制则是实现超越的源动力所在。从两种主要机制的作用来看，“干中学”是一种短期作用机制，它能使一个国家、产业或企业凭借后发的学习机制在短期内获取动态比较优势。而创新机制则是一种长期作用机制，通过创新，不断积累技术优势，实现长久技术领先，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比较优势。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建立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完全凭借市场与企业的自发行为难以跨越技术的鸿沟，此时，政府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补贴与支持。以此为杠杆撬动市场，激发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进而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同时，后发国家向新的潜在优势产业的跃升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面临市场风险，也需要政府对这种尝试提供支持和鼓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简单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基于自然资源的外生的比较优势，可以利用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在短期内违背现有的、外生的比较优势，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长期的、内生的比较优势。以此来提升比较优势等级，从而在较优的国际分工地位上参与国际分工，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过程可以表述为：生产率的初始水平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地位，国际分工的模式通过资源配置决定了技术水平与生产率，而生产率的变化进一步作用于分工模式，由此形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比较优势变化机制中存在两种力量：一方面，自身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使原有优势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技术转移、产业间累积知识的速度差异和政府的逆向扶持可能促成比较优势发生转变。而对于技术处于落后状态的后发国家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初始状态较低，因此，后发国家需要通过创新机制实现资源禀赋的升级以及比较优势的转换。但后发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因此，政府就需要打破传统经济制度的痼疾，为比较优势的升级创造条件。因此，动态比较优势的演变可以从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与具体产业的动态转换来刻画。

图10.10　动态比较优势的机制框架

10.3.1　我国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

首先，我国劳动力总量增长趋缓，结构不断优化。在劳动力总量方面，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为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我国目前约有7.67亿就业人员。但随着产业发展对就业需求的持续扩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出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就业人员的增长率已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图10.11）。随着义务教育的大力发展以及政府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我国的人力资本呈现出较快的积累速度。从1990—2012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90年的7.62年提高到了2012年的8.94年，提高了17.3%。从教育结构来看，目前占据最大份额的是中等学历人口，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达到了10.6%。因此，尽管“人口数量红利”在逐渐减弱，与国际相比高素质的人才还比较缺乏，但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转变在于能够随着中国制造业结构的变化而提供足够数量、且具有相应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这一“人口质量红利”的挖掘与再造将会是我国获取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0.11　1978—2012年我国就业的总量及增长率

其次，资本积累为我国产业转型、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的物质资本也得到了快速的积累。以1978年为基期衡量的全国物质资本存量已从3837亿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365308.6亿元。资本深化为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个劳动者所支配的物质资本已由1978年的955.6元，提高到了2012年的47625.76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图10.12　1970—2012年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0.13　1978—2012年我国劳均资本变动趋势

第三，在研发上中国逐步从跟随者变为并行者。尽管与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纵向比较，我国研发支出与产出都有了较大的进步。我国的R＆D经费支出总额在逐年递增，2012年进入了万亿元俱乐部，并且1995—2012年间年均增长超过20%，达到22.15%。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目前该比重为1.98%，逐步接近国际2%的标准。我国的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一直呈快速上升之势，已由1995年的3393项提高到了2012年的217105项。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0.14　1995—2012年我国研发支出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0.15　1995—2012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要素配置的效率，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显示^[1]，总体上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在逐年提升，尽管政府的管制对经济渗透较深，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制度变革的将会对我国产业的转型发展带来更多的制度红利。

资料来源：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

图10.16　我国典型省（市）的市场化指数

10.3.2　我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转换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五年，我国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以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如动、植物原料、无机化学品、纤维等是当时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这一现象与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有关：一方面，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于制成品、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生产较为丰裕，通过出口该类产品可以获得必要的外汇用以进口一些国外商品，因此其在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资源密集型产品凭借着原有的国际贸易经验和网络会更快地适应这一过程。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摸索和尝试。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地区，而大多集中于城市的工业生产的积极性仍未得到有效释放。因此，我国在当时虽然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但还未能形成有效的比较优势。1984年后，我国的比较优势开始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逐渐转向城市，包括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积极性开始得到逐步释放，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等），通过雇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进而在国际分工中形成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随着更多产业的开放，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开始大幅增长，并逐渐超越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

表10.4显示，1984年代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占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的23.02%，排名第一，但在随后该比例出现了大幅下滑，至2000年时占比仅为3.14%。同样属于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0—4类）均具有类似特征。与此同时，包含了纺织服装等典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杂项制品”则在这段时间内显著上升，取代“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成为我国出口商品中占比最大的类别。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这种此消彼长，正好反映了我国比较优势从资源向劳动力转换的过程。但从2000年开始，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下降，具有资本密集特征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开始上升，2010年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类型（表10.4），该类产品在我国出口总额的占比已近一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具劳动力要素特征的“杂项制品”，其出口占比在近十年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我国在出口上基本上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表10.4　1984—2012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UN Comtrade。(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图10.17　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动

10.3.3　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与特点

上述主要从出口角度对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但我国是一个加工贸易大国，很多产品是大量进口原料并加工出口，在此过程中，我国从事的生产环节往往是低技术的，一些核心的部件都来自进口。因此，综合考虑进出口两方面也许更能客观地反映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我们运用马尔科夫链的动态分析方法通过测算Lafay指数对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2]。Lafay（1992）所提出的国际专业化指标不仅考虑了进口，而且对产业内贸易和复出口都有所考虑，特别是在当今的分工深入到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世界贸易越来越由普通贸易向垂直贸易以及垂直三角贸易发展。因此，一组商品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就变得非常值得关注，如果只是考虑出口，那么这个衡量标准将有失公正。而且，Lafay指数还控制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扭曲。因为比较优势从定义上来看是结构性的，衡量周期性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周期性的波动会影响到短期内的贸易流量大小。Lafay指数利用每个类型产品正常的贸易差额和总的正常贸易差额的差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指数用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来衡量每个产品的贡献度。因此，用其来衡量比较优势，观察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结构是较好的选择，Lafay指数可用下式表示：

其中，代表国家i的j产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为该国该类型产品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N是所有进出口货物的种类。i国产品j的比较优势由产品j正常贸易差额和产品总差额的差乘上产品j的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表示。如果LFI大于0，说明我国在该产品部门具有专业化优势；Lafay指数越高，则专业化程度越高，说明该产品的比较优势强，竞争力强，在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贡献度高；小于0则为比较劣势。

1.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静态比较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对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静态分析，根据2011年我国HS分类产品的LFI指数测算结果^[3]，大致将96类产品分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四类（见表10.5）^[4]。在强比较优势产业中，除了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肉类、鱼类外，值得关注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成为我国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85章（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及89章（船舶及浮动结构体）的LFI指数都在1以上，这表明最近几年来，我国对高技术行业的扶持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弱比较优势的产品大多也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强比较劣势的产品大多为资源密集型和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的主导产品，但是现在已经丧失了以前的优势地位，而部分附加值高的产业通过国家的支持不断获取比较优势。但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航空航天器、精密仪器、车辆、医疗设备等相当部分的高技术产品还处于比较劣势的状态。

表10.5　2001年与2011年LFI指数最高的10大产业的对比

为了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将2001年的LFI指数与2011年的LFI指数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诸如纺织、玩具、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依然是具有比较强的比较优势，尽管由于成本上升、贸易摩擦等因素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但纵观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生产这些产品上比我国更有优势。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了以前的优势地位，同时，附加值高的部分产业通过国家的政策干预不断获取了比较优势。特别是在排名前10的强比较优势行业中，84章、85章以及89章等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从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84章到90章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84章、89章、85章、86章最近几年的LFI指数为正，但90章、88章、87章的LFI指数为负。因此，从我国产品竞争地位的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以及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我国产业优势的提升依然任重道远。

从2001—2011年LFI指数的统计分布特征来看（表10.6），其最大值趋于不断增大、最小值呈不断减小的趋势，表明我国强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不断增强、强比较劣势的产业竞争力衰退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也表明了我国产业调整的原则也应该是有进有退的，扶持一批先进的产业，同时可加快淘汰一批落后的产业，腾出资源为附加值高的产业创造发展的空间。而LFI指数大于零的产业数总体趋于上升的态势，表明我国产业竞争力总体上依然处于上升的通道中。

表10.6　2001—2011年LFI指数的分布特征

2.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比较分析

静态比较分析所能包容的样本十分有限，无法准确地反映各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下面我们将对各产业的动态发展规律进行马尔科夫链的测算。根据LFI指数的测算结果，对我国2001—2011年HS2位数分类的共96类商品、1056个样本的Lafay指数进行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测算。我们把产业状态空间分为四个子空间，使每一个状态所包含的样本数大致相等，分别定义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四种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将1056个样本分为以下四个状态空间，即［0.121，＋∞）、［0.018，0.121）、（－0.042，0.018）、（－∞，－0.042］，分别代表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按照这样的分法，我们首先可以计算每一年份的一步转移矩阵，即2001—2002，…，2010—2011的一步转移矩阵，然后将其平均可以得到一个4×4的马尔科夫链转移矩阵，一步转移概率矩阵见表10.7所示。

表10.7　马尔科夫链一步转移概率矩阵

对于一步转移矩阵，其中每一个元素（i，j）表示一个产业由时间t时的比较优势状态i在t＋1时转移到比较优势状态j的概率，第一列是每个状态初始产业的个数。以第二行为例。236表示在2001—2011年（总共11年1056个样本，在计算一步转移矩阵时，共有10个转移矩阵，共960个样本）中，有236个样本的初始状态落在第二个区间，即就是LFI指数在（－0.042，0.018）。而这之中又有83.44%的产业在第二年仍然处在这一区间，上升到第三种状态的概率是9.06%，上升到第四种状态的概率是2.64%，而下降为第一种状态的概率为4.86%。第一、第三和第四行以此类推。

最后一排为遍历值，表示对于一个产业比较优势状态i，不管现在的产业比较优势如何分布，经过长时间后，到达该状态i的概率。遍历值反映了各产业比较优势的长期稳定的分布结构。由遍历值可知，我国产业的长期状态将体现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即到达强比较优势的概率最高，而到达强比较劣势的概率最低。也就是说长期而言，我国将有更多的产业将具有强比较优势，即从长期来看，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将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结合前面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结果，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比较优势呈现明显的上升，也就是说，在长期稳定的状态下，将有更多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到强比较优势以及弱比较优势行列。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同时，我国还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不提升这些产业的分工地位与附加值，其具有的路径依赖将会使这些产业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

表中矩阵对角线是产业比较优势“延续性”的体现，对角线上元素的值越大，表示产业比较优势状态随着时间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小。非对角线上的元素体现比较优势状态的“流动性”，而每一行非对角线元素之和反映了优势“流动性”的强弱。由表10.7可知，“延续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强比较优势＞强比较劣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也就是说，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显得比较“顽固”，其状态转移的概率不大（只有7.16%的转移概率），这表明只要具有了强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很难消失。

“流动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弱比较劣势＞弱比较优势＞强比较劣势＞强比较优势。即第二种状态的产业流动性较强，t＋1年有16.56%的产业转移到其他产业去，其中上升到第三种状态的概率较大，为9.06%。这样的结果表明，处于弱比较劣势的产业比较容易提高比较优势水平，但同时也有4.86%的可能会落入强比较劣势的水平。处于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性也很强，上升到强比较优势的概率为6.8%，但也更有可能退化到弱比较劣势状态（概率为9.43%）。因此，对于这些具有一定潜力的“摇摆性”产业来说，我们可以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其向比较优势的状态转移，这些产业或环节经过培育可以成为今后产业升级与出口的重要部分。

五步转移矩阵表示经过5年产业状态转移的可能性。表10.8的解释和表10.7类似。与一步转移矩阵相比较可以发现，五步转移矩阵的对角线元素比一步转移矩阵的小，这说明LFI指数呈现了更大的流动性。依然以第二行为例。第二行表示t年为状态二的产业，在t＋5年的时候转移到其他状态的概率。仍然处在弱比较劣势状态的概率为48.76%（远低于一步转移中的83.44%），转移到强比较劣势的概率为14.11%，转移到弱比较优势的概率为24.29%，转移到强比较优势的概率为12.85%，这样合起来共有37.14%的产业比较优势上升（大于一步转移矩阵中的11.7%）。而处于第三状态（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上升的概率（23.11%）小于比较优势下降的概率（28.14%）。马氏链多步转移矩阵为识别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提供了依据，一个目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如果在长期内（多步转移）其优势保持或上升的可能性大于下降的可能性，则该产品具有发展潜力。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初期处于第二状态（弱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表明如果我们给予这些产业发展的支持，我国的产业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强比较优势与强比较劣势的产业的“延续性”依然是最强的，这其中的含义表明，对于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逐步淘汰，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五步转移矩阵的遍历值与一步转移矩阵约遍历值相同，因为遍历值是一个长期稳定状态下的概率。我们发现，在五步转移矩阵中，所有元素的值都大于0，也就是说由我国比较优势指数构成的马尔科夫链是具有遍历性的，即具有平稳性。与一步转移概率矩阵类似，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产业会逐步向分工的价值链高端升级。但这种趋势是比较缓慢的（其强比较优势的遍历值只有0.331），如果要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以使更多的产业优势在长时间内向收敛，就必须通过调整，使得比较优势的遍历值向1收敛。

表10.8　马尔科夫链五步转移概率矩阵

与此同时，我们将上述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果与我国分行业的制造业的增加值率进行简单的对比发现（见表10.9），尽管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较强，但在增加值率方面依然水平不高（大多低于30%），有的甚至还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时，不能简单、笼统地扶持某些产业，而应该重视价值链环节、注重功能性政策的配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不同产业比较优势的现状，产业的要素配置状况、竞争特点等，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提高要素的质量与流动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表10.9　1998—2011年我国部分制造业的增加值率（%）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10.3.4　相关结论与政策涵义

从静态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处于上升的态势，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一些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处于下降的趋势。由马尔科夫链的测算结果可知，具有强比较优势和强比较劣势的产业延续性较强。也就是说一个产业如果具有了强比较优势，就较难改变其比较优势状态。具有弱比较劣势和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性较大，这一类的产业通过培养很有可能进入强比较优势的行列，但如果发展不慎的话，也有可能落入比较劣势的陷阱。上述结论也具有较强的政策涵义。在培养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进退结合的原则。我国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很大部分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对我国出口量的增加以及解决就业问题上都有巨大的贡献。虽然其附加值大多不高，但是仍然不能立刻抛弃这些产业。马尔科夫链这一动态的测量方法与静态方法相比，一个明显优势就是能显示出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研究不难发现，现在处于比较劣势，但是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入与扶持，其完全有可能成为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经过国家的培养已逐步进入比较优势行列，这些产业一旦具有了强比较优势也比较容易保持这个状态。而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比较优势的增强更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化，从而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要想摆脱静态比较优势的分工锁定，实现经济的转型，关键是要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简而言之，决定比较优势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形成的技术水平、社会基础设施及制度的适应性、灵活性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产率差异。而要打破现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归根到底应把未来比较优势部门从较低的生产率水平培育成为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的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基于技术创新和相对比较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这是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增加国民福利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