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与强化。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是恪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于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王岳平，20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以这些低成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使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传统比较优势在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和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比较成本说还是资源禀赋说，都是以规模报酬不变、技术水平不变、要素质量和数量不变、完全竞争和产品无差异等静态的假设为前提。在当今技术变革迅速、分工日益深化、要素流动日益频繁的新形势下，这些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固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失去在潜在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机会，从而造成动态福利的损失。而且，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随着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红利的逐步丧失，我国经济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实际上也对产业机构升级和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提出了要求。如何避免陷入新一轮的分工锁定和“中等收入陷阱”，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和着力解决的战略问题。(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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