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溢出红利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建成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自由贸易区，也就是说，试验区内的制度创新会产生溢出效应。这意味着试验区的建设不应该仅仅着重于产业的培育和单纯的招商引资，更重要的应该强调在投资管理、服务业开放、金融、航运、贸易等层面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上，而这些制度创新本身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不仅如此，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中，不应只是探索地方政策的突破，而应是寻求可在全国推广复制的制度性建设。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逐渐让权于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显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可复制、可推广”意味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框架可推广到我国其他地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溢出具体表现包括：

5.6.1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可复制、可推广”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中需要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四个方面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一是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二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实现不同部门的协同管理机制，形成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系；三是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四是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前我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即正面清单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效率低下，而且审批制度下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一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对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法无禁止即可”，这大大提高了外资进入的效率。

5.6.2　法制环境建设成果的“可复制、可推广”

按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要求，为了加快形成符合试验区发展需要的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法制建设明显加速，一方面，针对试点内容，可以按规定程序停止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各部门及时解决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上海要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尤其是监管和税收制度。通过管理制度创新，在监管模式、促进试验区内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以培育功能为导向完善税收政策、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为原则强化监管协作等领域的先行先试。(www.daowen.com)

5.6.3　金融开放促进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

上海的金融开放集中体现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上，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利于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一是在投资开放领域的扩大上，金融开放不仅有利于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而且推动者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在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上，金融开放一方面刺激着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支持试验区内企业发展离岸业务，另一方面提升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例如，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支持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

5.6.4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与基础性金融制度创新成果的“可复制、可推广”

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的目的是健全金融市场功能。市场功能的增强不仅依赖于国内不同金融市场的互动和相互连通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衔接和互动，而且取决于金融业务和产品的创新。金融市场功能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工具在规避风险上的作用，而后者取决于金融工具的创新。殷德生（2013）将上海加强基础性金融制度创新路径归纳为三条：一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尤其是结算体系的建设。配合全国性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登记、托管、交易和清算体系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系统。二是打造金融核心企业、提升金融产业综合竞争力。在加快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促进金融机构股权的多元化、有效改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三是有序稳健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根据衍生品市场发展次序，重点发展国债期货、利率掉期、人民币汇率远期与掉期、外汇衍生产品等新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