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中国贸易发展囿于内部忧患新困局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令全球震惊的飞跃式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不断提升。自2009年起，已经连续4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但是，贸易大国并不等于贸易强国，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较弱。随着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期，增速逐渐放缓，201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8%，2013年GDP增速预计将达7.7%，2014年约达7.5%，^[9]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内部环境已显得非常困顿。

4.2.1　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Husain and Jun，1992；Balasubramanyam，1996；Marta，2003）。毛英、闫敏（2011）的实证研究通过FDI对出口贸易等传导变量影响系数求得6个传导变量对GDP影响的弹性系数，最终得到FDI通过各传导变量对GDP的影响程度大小，证明了FDI主要是通过带动进出口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李坤望、王有鑫（2013）利用1999—2007年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探讨了FDI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微观机制，结果发现，FDI稳健地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飞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出口国，FDI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但近年来我国FDI流入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TAD）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FDI流入增速放缓且低于全球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当前世界经济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为中国吸引外资带来很大挑战。该报告还显示，中国吸引FDI的结构开始向服务业倾斜，流入制造业的FDI在减缓，流入服务领域（房地产、贸易和商业服务等）的FDI在增加，并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同时，效率导向型的吸收外资在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外资在向东南亚转移，因为东南亚低要素价格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上升（刘宏、李述晟，2013）。2012年中国FDI金额1116.16亿美元，同比下降3.7%，是三年来首次下降（图4.3），其中制造业同比下降4.5%，超过服务业下降率2.6%；而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同比下降10.1%。

图4.3　2008—2012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2013年1—10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184家，同比下降9.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70.26亿美元，同比增长5.77%。1—10月，亚洲十国/地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对内地投资新设立企业14713家，同比下降7.1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36.3亿美元，同比增长7.18%。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05家，同比下降19.7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0.39亿美元，同比增长12.41%。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216家，同比下降14.3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4.02亿美元，同比增长22.26%。1—10月，对中国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634.6亿美元）、日本（64.63亿美元）、新加坡（52.35亿美元）、中国台湾（44.53亿美元）、美国（30.39亿美元）、韩国（26.01亿美元）、德国（19.13亿美元）、荷兰（11.83亿美元）、英国（8.68亿美元）和法国（6.92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2.66%，位居第一的中国香港占比高达65.41%。

与我国吸收FDI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越南获得的FDI增长非常迅速。《越南经济时报》2013年11月26日报道，越南计划与投资部称，2013年越南吸收FDI已逾200亿美元。其中，截至11月20日，全国新投资项目1175个，合同金额137.79亿美元，同比增长73.3%。项目增资446个，增资金额70.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9%。前11个月，外商主要投资越南18个领域，其中，加工制造业新增项目557个，合同金额160.78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77.2%。目前有54个国家和地区在越直接投资。其中，日本在越投资56.82亿美元，占越南外资总额的27.3%，位列第一；新加坡投资42.78亿美元，占20.6%，位列第二；韩国投资41.29亿美元，占19.8%，位列第三。^[10]

外资的减少对中国已经形成的加工贸易体系造成了较大冲击。以常被视为中国加工贸易标本城市的东莞为例，金融危机对东莞对外贸易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加工贸易部分。2009年，东莞对美国、中国香港、欧盟、日本、中国台湾、东盟和韩国的加工贸易额分别同比下降了20%、12%、30%、14%、20%、19%和19%（石良平、周阳，2013）。

4.2.2　人口红利效应减退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东亚奇迹时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他们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对时序数据分析得出，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年均6.1%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25%—33%。Lee等（2000）在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时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政府财政、出口导向、工业振兴等一系列因素之外，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钟水映和李魁（2009）通过对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途径的分析，认为人口红利是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www.daowen.com)

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是造就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近年来，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开始经历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用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已经开始进入衰减期（王伟同、张旭，2013）。由图4.4可见，自2002年以来，我国0—14岁少儿抚养比和65岁以上老抚养比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趋势，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被进一步挤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从供给结构看，人口红利2015年将处于刘易斯拐点。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4.4　2002—2011年我国人口抚养比

人口红利效应的减退也是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整体呈现较为明显的上涨趋势。据统计，2001—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6%。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在我国两大制造业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力成本上涨了20%—25%，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12%。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趋势，部分制造业受此影响甚至陷入经营困局。

4.2.3　产能过剩困局蔓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性过剩，从低端、局部性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李晓华，2013）。

根据企业提供的材料，结合有关统计数据分析，当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4个行业都存在明显的甚至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特别是阶段性、结构性的产能过剩。2012年，我国粗钢产能约为9.5亿吨，粗钢产量7.2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5.8%；水泥产能约为30.0亿吨（其中新型干法水泥28.5亿吨），产量21.8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2.7%；平板玻璃产能约为10.4亿重箱，产量7.1亿重箱，产能利用率为68.3%；电解铝产能约为2850万吨，产量1988万吨，产能利用率为69.8%（中国企业联合会“去产能化”调研组，2013）。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李晓华（2013）通过对比2002—2011年间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不包括“其他采矿业”）的产出资本比，发现与2002—2007年数据比较，2008年以后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数量明显增加，产能过剩成为一种全局性的现象。

2011年以来，不仅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煤化工等传统行业因产能过剩而处于全行业亏损，甚至几年前还被推崇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也陷入产能全面过剩的困境。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除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和造船等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外，氮肥、电石、氯碱、甲醇和塑料等一度热销的化工产品也因为产大于需而销售困难；铜、铝、铅锌冶炼等有色行业生产形势低迷，产能过剩问题凸显，甚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也出现产能过剩，大型锻件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忧。国际金融危机前产能显著过剩的主要是低端产品，而国际金融危机后高端产品也出现过剩，甚至出现同一产业内部高端产品卖不过低端产品的情况。

产能过剩造成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2012年，中钢协所属的80家会员大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仅15.8亿元，同比下降98.2%，亏损面为28.8%；水泥行业在很多地方价格出现倒挂，全行业实现利润657亿元，同比下降32.8%；平板玻璃行业实现利润仅为9.8亿元，同比下降66.6%；电解铝全行业长期处于负利运行状态，企业亏损面高达93%（陈剩勇、孙仕祺，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