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经济增长转向“内生”的新动力

2014年，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是什么？^[7]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方向是什么？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红利呢？

3.4.1　内生增长的基本要点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基本定理是：为了保持长期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正，必须有以新产品、新市场或新工艺为形式的技术知识方面的持续进步。罗伯特·索洛模型证明，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么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最终使得经济增长停止。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加总生产函数：Y＝F（K），表明在给定资本存量、技术知识状态，以及一个资本、中间产品和消费品序列的条件下可以得到产出Y。因此，如果忽略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能够驱动增长的唯一力量是资本积累。只有当资本存量增加时，产出才会增长。但是，这一生产函数却是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在缺少发明新的资本使用方法条件下，资本的边际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不断递减。由于资本是会损耗的，就需要将新增投资总量中的一部分用来弥补资本折旧。因而，就需要将更多储蓄用于投资，才会使资本存量持续上升。当资本稀缺时，资本就具有很大的生产力，相对于资本而言，国民收入会很高，人们的新增储蓄量增加，超过现有资本的折旧，资本存量就上升，从而使得国民收入也上升。正是由于边际报酬递减，国民收入的增长将不像资本存量的增长那么快。当资本存量很大时，新增储蓄将会等于资本存量中的折旧，到那一点，资本存量将停止增长，经济增长也就停止。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的边际报酬递减对限制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索洛—斯旺模型则阐明了技术进步能够不断抵消边际报酬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说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将影响经济增长率。

技术内生化之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把技术进步率，也就是唯一能够决定每个国家增长率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阐明了新的思想往往需要新类型的资本品来实施，从而将投资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要点是AK模型：Y＝AK。Y是产出；K是资本；A是知识，是一种创新能力，将随着资本的增长而自动同比例增长，这些因素的增长正好抵消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效果，从而使得产出能够与资本同比例增长。人们进行知识积累的活动过程也属于资本形成，技术知识本身也是一种资本品，它可以与其他要素一起来生产最终产品；它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储存；它也可以通过研究与开发以及其他的知识创造性活动进行积累。知识表现为一种未物化的资本品，其中知识的存量取决于经济中的人均资本量。知识A的增长是投入连续增加的效果，K是不同资本品的总指标，应当被广义地理解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两个基本观点有强调的必要：一是A的增长直接来自资本K的增长，并不是凭空会产出新的知识，突出了投资的重要性，当然，这类投资是会带来经济回报的知识积累；二是A的报酬递增又直接决定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报酬递增率，其中积累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会获得更大的报酬。

与物质资本一样，在给定其他投入相同的情况下，知识允许社会在未来能够生产更多，而不是更少。所以，当资源从生产消费品的领域转向生产知识时，就没有理由认为总产出水平或收入比这些资源用于生产物质资本时低。此外，越快的技术变化步伐会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越快过时，因而需要一个更高的投资率。如果用人均收入来测定一国生产消费品和生产知识的差别时，更高的人均收入就会生产更多知识。200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950美元，2012年则提高到6100美元，创造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取得了“奇迹”般的提升。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均收入会提高到6万美元，将是一次范围更广、更持久的知识和技术的创造浪潮。

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使我们对经济增长过程有了更深度的理解，能够更加仔细地思考关于人均收入上升、劳动力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的知识和技术的经济学。

3.4.2　市场竞争的活力

一个经济体实现内生增长的微观基础是市场竞争，这是因为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只得进行创新。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指明了竞争的工具是创新而非价格，企业面对新的竞争对手通过进入创新部门和增加对创新投入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从这个角度看，更多的竞争导致更高的增长。201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的核心是引入市场竞争和提高市场竞争度，是中国提升经济增长活力的纲领性政策。

一国经济规模会影响长期增长。经济规模和市场竞争状况可以用企业数的变动加以说明。企业数目越多，它在经济中生产新技术知识的外部效应就会越大，从而经济的增长率就会越快。由于技术创新的不完全性，就允许企业能够从事旨在创造新知识的有意识的研究活动，并从那些进行成功的创新成果中得到垄断租金的补偿。随着经济的增长，更大的市场使得企业能够支付生产更大数量的中间投入所需要的固定成本，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从而保持了经济增长。

已有的多数研究支持企业采用顺周期的技术开发战略（Barlevy，2007；Aghion，etal.，2010）。那么，当中国经济从2011—2013年的衰退逐步转入2014年的复苏阶段后，可以预期“改革创新”的政治目标将鼓励更多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增加资本投入来铸造新的技术优势，基于技术创新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将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使经济增长质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表3.5将2008—2012年制造业规模以上的企业数和劳动力数的变化反映出来，也列举了产值和利润的变动。

表3.5　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经济表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第一，2008—2012年制造业企业数目和新增企业数基本上反映了经济的周期性变动。2009年和2010年间有一次明显的新企业进入市场浪潮，两年分别新增8233个企业和17349个企业。2011年，制造业企业数减少26.18%，退出市场的企业数有106413个，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经济的衰退。2012年，制造业新增企业数只有2653个。

第二，2010年，制造业的就业数比2009年增长8.70%，净增加的就业数达到671.92万人；2011年的制造业就业数比2010年减少4.50%，净减少的就业数为377.5万人。尽管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不再公布制造业就业数，我们从2012年制造业利润的绝对数下降中可以推断制造业的就业数可能仍然在下降。因此，2011—2013年期间，制造业的就业数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由于采用现价的计算方法，制造业的名义产值增加包含了物价上涨的因素。2010年制造业产值比2009年增长27.21%，2011年则比2010年增长20.41%；而2012年的制造业产值（主营业务收入）为80.56万亿元，比2011年仅增长9.75%；2013年上半年也是一个低增长：10%以下。不同年份的产值增长率是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交替结果。2013年下半年工业部门增长率进入了一个温和的增长期，预测2013年的工业产值为103万亿元以上，比2012年增长10.83%。

第四，2009年和2010年的制造业经历了一个利润的高增长时期，分别是29.03%和52.14%。2011年的利润增长率仅为12.21%；2012年的制造业利润则是负增长：－0.06%。2013年上半年的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1.1%，到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工业利润增长率上升为13.5%，比上半年加快2.4个百分点，尽管只是一个略有改善的数字，工业经济复苏的曙光已经显露。

有关企业数量变化来反映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分析是必要的，企业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的数量和频率是市场竞争度的表现。在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里，企业唯有通过投资于创新活动才能生存下来，竞争就变成了企业进行创新的激励。只有那些生产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的企业才有利润，高于社会平均成本的企业不得不关门，其原有的资源将通过企业兼并的方式实行重组，从而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

要实现内生增长就必须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将使企业投入研究与开发的创新活动变成一种内生化的投资行为。企业之间的互相竞争和更大强度的竞争会鼓励企业去进行创新，并试图以显著的程度领先于它们的竞争对手，最终使得产业的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济结构进入到一个动态的升级过程。

3.4.3　总需求的部门驱动力差异(www.daowen.com)

市场竞争正在变成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是需求、贸易和生产领域中的变化。制造业生产导向和制造业投资导向的国家，其经济结构转变很迅速，一旦其产业结构逐渐接近工业发达国家时，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就会放慢。

有关拉动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部门的支出比率及其不同增长率的平衡值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答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数值，同一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数值。任何简单地套用经济学教科书和工业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现行数值均是一种教条主义。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以往依靠外需和地方政府主导投资增长模式面临转型，但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往往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在近几年较大幅度加杠杆后，经济可能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8]中国经济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国究竟依靠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由其自身的规律决定，需求和贸易模式决定制造业的产出，而贸易模式反映了一国随资本密集度提高而出现的比较优势的变化。表3.6是2008年至2013年9月的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广为引用和讨论的三大需求，俗称“三驾马车”。2008—2010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了消费支出。2011—2012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形成，其原因是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而且实际的消费增长率也下降了，结果导致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同时下降，经济进入衰退。因此，如果把三大需求的平衡看成是消费支出贡献率高于资本形成贡献率并作为经济结构转型的依据是不合适的，应该以就业创造率和劳动生产率作为合适的指标。那么，2013年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特征是什么？

就消费支出而言，2013年上半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大幅下滑从根本上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扩张。上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2.7%，比上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有两大因素直接影响了消费的增长率：一是投资增长率下降导致新增就业数比上年更低，那么更少的就业增加量，更低的消费增长率；二是一个低的经济增长率，或许有一个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而会有一个低的劳动力收入增长率。

就资本形成而言，2013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20.1%，比上年同期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上半年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为17.1%，比上年同期下降7.4个百分点，是近10年的最低增速。在制造业内部的投资结构方面，钢铁、有色金属、纺织等现阶段产能需求相对不足的行业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为一位数，而制药、机械、汽车制造等行业仍然保持两位数的投资增长率。总体上看，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下降成为上半年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表现。进入2013年下半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开始有所上升。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均会有一个较为快速的投资增长率。

关于2014年净出口对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尚未被充分估计。2005—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经历了一个超高速增长，出口额从2004年的5933亿美元出人意料地上升到2007年的12205亿美元，增长1倍以上。这三年对GDP的拉动分别是2.5、2.1和2.5个百分点，创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在2011年和2012年期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则下降为负值：分别是－0.4和－0.1。2013年1—6月，随着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温和复苏，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由负变正，尽管只有0.1，一小步还是胜于负增长，毕竟显示净出口增长可以提高GDP增长率，更多的出口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预期2014年的中国出口贸易将会有一个超过10%增长率的发展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出：“中国需要平衡经济增长，从投资转向消费，为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创造条件”。然而，中国的问题是特有的。2008—2010年期间，资本形成的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消费支出；2011年和2012年，其拉动分别是4.4和3.6，均低于同期的消费支出拉动的5.3和4.2，却出现GDP增长率的大幅下降：2012年的GDP增长率仅为7.7%。讨论消费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当强调两点：一是当投资增长率下降后，尽管消费支出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如表3.6所示，这并非说明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换，而只是减少投资的客观结果。如果一个经济体将所有收入均用于消费，既无投资，也无出口，那就是一个维持社会中全体居民生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无经济增长的社会。采用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式显然是失败的范例。

表3.6的经济分析意义是清楚的：资本形成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支出增长率也是上升的。当然，过高的资本形成率会引发通货膨胀，此时就需要下调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伴随而来的是消费增长率也跟着下降，并最终使GDP增长率下降。因此，在讨论扩大消费支出来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时要再次明确经济规律：当中国人均收入还仅仅是美国1/8或者1/5的条件下，是一个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说明是资本形成率的高低决定了消费支出增长率的高低，而不是相反。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一个国家不是因为个人消费更少收入的负面行为而变得富裕，相反，它是因为个人更多地把储蓄用于资本设备的增加的正向行为而变得更富裕。”^[9]时隔80多年，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服那些主张消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

表3.6　2008年至2013年9月的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动

注：拉动指GDP与三大需求贡献率的乘积。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2013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一般来讲，资本支出可以带来的间接就业远远超过它可以带来的直接就业。所以，适当提高投资增长率是稳增长的唯一办法正在成为更多经济学家的共识。“短期内，国民经济支出结构中，投资仍将维持较高的占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主要动力。”^[10]一个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可以促进就业。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就业，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提高，这刺激了商品贸易，也会使服务需求的车轮加速运动。毫无疑问，它们是繁荣的推动力量。

可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部门的政策倾向似乎停留在2012年的现象里，而未见2014年后的经济增长特征。“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取得积极进展，消费率在连续十年下降后近两年有所回升，2012年达到49.2%，第三产业发展加快，2013年上半年服务业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二产业近8个百分点。”^[11]因此，政策制定部门需要注意增长的特征，不要让旧的判断来指导2014年的经济政策，因为2012年仅仅是一个经济衰退的年份，而经济复苏理应有不同的经济驱动力。

3.4.4　进入平稳增长通道

自2013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以来，中央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信心有了明显的增强，在货币政策分析报告中的下一阶段的思路表述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将逐步释放增长潜能和孕育新的增长引擎成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12]但是，其预期的增长点是扩大家庭消费、新型城镇化和促进服务业发展，与一个实际的经济增长调整再次形成了一个严重的冲突。

上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已揭示了2014年增长重点是投资和出口。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阐明2014年的增长动力。

第一，经济政策制定者应当再次思考中国人均收入从6800美元向15000美元转变的结构性变化特点。收入增加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综合影响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类主要变化：一是随着人均收入增长，食品需求的份额显著下降，预期未来十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从35%下降到25%；衣着类、日用消费品甚至信息产品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也是下降的。二是由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资本品、机械产品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份额上升（钱纳里等，1996）。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是遵循规律的，收入水平越高，对汽车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量越大，它们才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部门。

一旦进入增长通道，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2013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8%，而2013年10月底的增长率为20.2%。政府预测的较大偏差就是一个败笔，不应再出错了。政府确定2014年总的投资增速会有小幅度的放缓，只能达到17%，比2013年低3个百分点。2013年的实际数据已经告诉了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提出的投资增长率等经济指标是一个不准确的目标，它已经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实际的投资增长率是由经济增长规律决定的。此外，房地产业的高投资增长率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它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根本原因是中国正向一个更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水平转变，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趋势。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前11个月全国主要的40个城市，土地成交额高达14707亿元，比2012年同期的9670亿元上涨52%，也大大超过了2012年的10674亿元。那么，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去抑制一个真正具有消费和投资结构升级的经济转型呢？尽管这一转型并不是政府所冀求的，却是人均收入增长所追求的经济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

第二，有经济学家估计2014年中国外贸出口贡献率由2013年的负0.1转为正0.1，多了0.2个百分点的加速力量。^[13]众所周知，中国出口结构特点是制造业结构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区域之间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中国制造业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区域差异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均有巨大的获利空间。即使在中国整体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趋势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处在一个稳定增长的阶段，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008年，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的工业产值为3.67万亿元，2012年则增加到6.80万亿元，四年间增长85.29%。^[14]2012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上年增长8.7%，服装、纺织、鞋类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比上年增长8.6%。2013年前三个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8%，纺织、服装、箱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0.3%。^[15]所以，制造业的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并不构成否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更何况传统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没有丧失。可以预期，随着出口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并且受国内需求增长乏力所导致的进口贸易的缓慢增长，贸易顺差将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贸易顺差/GDP比率有可能再次突破3%，从而引发更多的贸易争端和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的国际政治压力。如果采取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的做法，可以避免过多的贸易顺差的积累，也避免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但却会丧失为闲置产能找到市场、提升中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个战略机遇。如果主动放弃这一次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出口增长机会，是自缚双手之举！

应当强调的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并不排斥全球市场对中国制成品、哪怕是闲置产能的产品需求，恰恰是一次“化蛹为蝶”的发展机遇。既然资源可以转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出口部门，就会引起效率增加效应，那么，2014年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通过增加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或通过更有效地使用资源来加速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改革创新与投资增长、出口扩张应当是并行不悖的政策。

第三，所谓“平衡的”经济增长不是背离实际需求结构的一个虚幻影像。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去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发展模式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肯定是南辕北辙。2014年之后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仍然是增加汽车、住宅、地铁、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2013年7月后制造业部门的不同增长率已经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图像。中国经济结构正向更具有技术化的发展阶段转变，对资本投入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过去十年的证据表明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是肩并肩现象，一个高生产率部门所需要的资本数远高于低生产率部门。下述的例证足以支持我们对2014年经济进入复苏通道的乐观期望。2013年后的钢材、铝材产量的增长是明显的，扭转了2011年以来的低增长局面。2013年8月、9月、10月的钢材产量增长率分别是15.6%、15.5%和12.3%；而铝材产量增长率除了年初的增长率是16.2%外均在20%以上。汽车产量在2011年和2012年的增长率分别只有0.83%和4.67%，轿车产量也分别只有1012.67万辆和1077.00万辆，汽车产量似乎裹足不前，低迷的微增长一直困扰着市场。新的增长迹象是2013年10月的月度增长率达到25.5%，这绝不是单个制造商增加产量，是绝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面对新的需求增长扩大产能以求得更大利润的结果，产品销售扩大与利润增加是同向运动的。当制造商如愿以偿地销售其产品后，必然用资本来添置新的机器设备，或者增加技术开发资金投入来设计新产品和提高原有产品质量。这些有利于消费升级产品的产能扩大的动机会增加对资本投入的需求。这些数据可以部分地解释2013年7月后的重工业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0%以上，2014年将延续这样的增长格局。

上述的数据分析足以证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复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