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实现“求进”目标的宏观经济条件

前述有关增长的收敛理论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至少在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有一个高的潜在增长率的轨迹。2011年初采取的从紧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抑制2011—2012年即将出现的通货膨胀，力图将通货膨胀预期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区间，并不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这就是“求进”政策的出台后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2011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是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基调。并解释了“稳中求进”的政策取向。“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在此后的两年中，“稳中求进”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2012年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2年12月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开拓创新”。2013年12月13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结合2014年的发展目标，“稳”的核心是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率稳定；“进”的核心是实现增长收敛，即要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进”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那么7.5%的经济增长率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的“底部”。经济增长是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一个周而复始过程，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波动可以归于“经济周期”。

2008—2013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次典型的经济周期。第一，产出随时间在增长，2008年GDP从31.40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名义增长率达到65.29%，是一次相对快速的增长过程。第二，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2009年需求的突然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突然上升，两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暂时性的波动。

这一次从衰退的波谷到波峰是2009年1月至2010年3月的15个月时间，是由“货币冲击”导致的未预期的需求引起的，成为产出和就业波动的主要根源。因此，对总需求的错误预测能够解释产出剧烈且代价高昂的波动的观点，彻底违背了经济主体最优化决策的假定。正如罗伯特·巴罗所表述的：“如果有关货币和总价格水平的信息对经济决策关系重大，人们就能花费较少的资源迅速了解到货币和价格的信息。”^[5]

研究认为，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轻度衰退是通往产出更稳定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更高增长的路途中的一个休息点。表3.4是四大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2013年下半年呈现出极为稳健和喜人的态势。因此，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运用政策来消除经济的过度频繁波动，同时以一个可信的货币政策来稳定市场预期。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分析意见和对经济目标值的预测是试图引导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最终的经济运行特征及年终目标值的实现与否要由经济规律本身来决定，也同经济主体怎样来把握政策取向与国内外经济变动的走势有密切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宏观政策的目标表述似乎并不重要，如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其实际执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表3.4　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国家统计局网站。

总的来说，2008—2011年的GDP增长率和物价指数（CPI）都表现出一个剧烈波动的现象，GDP增长率是下降、上升、再下降；CPI上涨率是上升为5.9%，又下跌到－0.7%，再上涨至3.3%和5.4%。这两大经济指标的起落不定的波动不利于经济主体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也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

首先，2012年的GDP增长率为7.8%。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7.7%、7.5%和7.8%，第四季度增长率将上升到7.9%或8%，使2013年的全年经济增长率在7.8%水平上。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必定呈现一个上行的态势。

其次，理解衰退代价的另一种思路是考察失去的工作岗位数，失业率通常会上升。中国就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有三个明显的要点：（1）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现代工业部门会创造更多的就业。作为整体，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工业是吸收新增就业量的主要部门。2011—2012年的三年间，第二产业新增就业量为2161万人，比第三产业新增的1833万人更多。（2）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更高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意味着更少的工业就业量，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上升成为可能。尽管第三产业就业总量和每年新增就业量最终会超过第二产业，如2011年的第三产业新增就业量达到950万人，第二产业新增就业数是702万人，后者比前者要少增250万人。从就业结构来看，2011年的第三产业就业量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而其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第二产业。（3）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点是需要一个不断加快的工业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过程，只有更高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才会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量。如果将就业创造的重点误导为降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去追求更多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创造，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且将大大降低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是一种不可取的政策。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论和经验早就指出：第三产业相对价格的增加是吸引就业的重要原因（钱纳里等，1996）。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和2012年新增就业数分别是1652万人和1105万人，2012年的新增就业比2011年少了500多万人，就业创造的效应明显下降了。采用就业增长数的最大优越性是可以克服物价上涨、下跌产生的产值增长率高低信息不准确的可能误导。2013年前三个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数为1066万人，已经接近2012年的全年数字了。现在是2013年的岁末，尽管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2013年的新增就业数，但是我们相信新增就业数一定超过2012年，尤其是2013年第三季度后出现的新增就业数足以令人相信，中国经济增长所累积的积极因素已经变成看得见的就业率。

再者，以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率来看通货膨胀的压力，消费物价指数连续两年处于2.6%—2.8%之间。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物价指数同比上涨率为2.5%，只是9月、10月和11月的CPI上涨率分别为3.1%、3.2%和3.0%，全年的物价上涨率约为2.7%。当经济增长率放缓时，通货膨胀率也会随之下降。GDP缩减指数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固定价格计算的GDP比率，也是物价水平变化的另一个指标。2012年，GDP缩减指数的变动率为1.8%，比上年低6.0个百分点。尽管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为1.5%，比上半年回升0.4个百分点。由于缺少宽松货币供应量的支持，也在缺少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国际条件下，2014年的物价不会出现大幅上涨。这就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聚焦于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目标上。

第四，贸易平衡始终表现出顺差态势。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8667.6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贸易顺差为2314.4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10%。2013年1—10月进出口总额达到33999.62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004.6亿美元，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在2500亿美元以上，占当年GDP的2.5%上下。目前，普遍预测美国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将会延续到2015年底，欧洲中央银行也将欧元区零利率政策保持数年。既然2014年的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的增长动力有所增强，其经济复苏必然产生新的私人需求，也就有利于全球出口市场的增长。毫无疑问，发达经济体的温和复苏会增加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2013年第四季度全球出口市场的积极信号已经在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率方面体现出来了。^[6]2013年的出口增长率必定高于2012年的7.9%，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将延续2013年下半年的上升态势。此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贸易平衡。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比上年末升值0.25%，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22%。2013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16左右，保持了对美元的升值态势。总体上看，2005年7月—2013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5%，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20.68%，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6.35%。中国出口贸易始终保持了连续顺差的基本特征，其中2009年和2010年的贸易顺差分别是1957亿美元和1815亿美元。中国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是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可以预期，一个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应当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更有效配置，市场活力迸发，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出口竞争力也就不会削弱，而是增强。

当一个国家处于景气时，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应当如何理解2014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取向？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它使一国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成为可能。衰退是指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时期。在一次典型的衰退中，产出下降到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的时间一般大约为两年。我们已经看到，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7%，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在7.8%，表明本轮经济周期的衰退逐渐接近尾声了。

2013年11月中央政府再次明确了以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对2014年生产要素的更有效配置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有着极为积极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