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用好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展机遇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主要经济体面临大衰退所采取的不同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这一改变的深层次根源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产体系的重大变动：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发达国家的出口比重急剧下降；最显著和最具有冲击性的是排浪般的中国工业化进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0.8%，其中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跌入冰窟：美国经济增长率与2008年相比是直线下落：－2.4%；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也是负增长。2010年，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至2.3%，欧元区为1.0%，日本为1.9%。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是2009年和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2%和10.4%，除了采取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短期需求管理的扩大总需求效应外，更基本的因素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时期，是一场方兴未艾的工业化浪潮。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800亿美元，是美国1.54万亿美元的25%；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1.9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88万亿美元，成为最大制造业产出的国家，并将继续保持制造业的增长势头。工业化，是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主导性力量。

3.1.1　预判全球经济复苏的乘数效应

对欧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以现行汇率计算，2011年的欧盟、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是17.60万亿美元、14.99万亿美元和7.32万亿美元，中国尚难与前两大经济体相提并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盟、美国和中国分别是16.36万亿美元、14.99万亿美元和11.29万亿美元，已经是旗鼓相当了。如果进一步考虑中国在2012年和2013年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美元折算效应，估计2013年的中国GDP可以达到9.46万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29%；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可增加到13.55万亿美元。因此，今天的欧盟、美国和中国GDP的合计数已接近全球的60%了，无可非议地成为2014年以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粗略地观察，2011年和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8%和2.8%，而欧元区增长率则分别是1.5%和－0.6%。临近岁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4年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前景显得相当乐观。2013年上半年，伴随着失业率的缓慢下降以及私人住房消费支出的增加，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之中。按季节调整后的环比折年率看，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1%，第二季度进一步提高到1.7%，预计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6%。美国2013年12月初公布的11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当月增加就业203000人，同时失业率也降到7%，渐渐逼近美联储此前曾暗示过的“退出门槛线”。美联储在12月最后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上表示将在未来8次季度例会内结束“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样，估计长达7年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在2015年底结束。有鉴于此，预测美国2014年的增长率可以达到2.6%。2013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萎缩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3年10月预测欧元区2013年增长率为－0.4%，并认为2014年的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0%，告别负增长。

那么，上述的预测为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注入了乐观情绪。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的稳步复苏应当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也将有利于美国和欧元区经济的复苏。三大经济体复苏的齐头并进必将产生一个乘数效应：既然2014年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高于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将高于2013年，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复苏特征就完全不同于2009—2013年。

下述的判断是合适的：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1]为什么中国会有一个更高的增长率？中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期？找准中国经济发展机遇就要明确发展阶段。根据经济增长的收敛理论，当贫穷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于较富裕地区，而不管它们各自的特点如何，就发生了绝对的收敛；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的稳定状态越远，经济增长越快时，则存在有条件的收敛。^[2]2012年，欧盟的人均收入达到38000美元，美国则接近5万美元，中国仅为6100美元，中国人均收入是欧盟的1/6，美国的1/8。我们初步估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5000美元，与美国人均75000美元的比率缩小到1/5。说明这一时期仍然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旦中国人均收入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到1/2时，增长收敛的速度开始放慢，增长率将回落到6%以下了，增长的动力则越来越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使得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中国距离这样的发展阶段还需要10年或20年，增长收敛理论已经告诉了这样一个规律：2014年的中国经济受美国和欧元区增长率上升的积极影响必然有一个比2013年更高的增长率。

3.1.2　放大出口景气的机遇

经济变量的运动具有惯性，扫视2009—2013年三大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所得出的看法是：2014年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可能是一个缓慢的复苏，不会是一个跳跃式的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似乎有粉饰之意；中国经济则会在2011—2013年从紧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再次跨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调低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有唱空中国之嫌。不管怎么评价各种机构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中国在2014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的角力过程中，应当以赢得主动发展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则来指引经济增长，将复苏的苗头转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表3.1列举了欧盟、美国和中国的产出、人均产出、进出口贸易、关税等基本数据。坦率地说，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能够从表3.1的数据中略窥斑豹。(www.daowen.com)

表3.1　欧盟、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力量对比（2011年）

第一，以贸易占GDP比率衡量开放度是一个流行的指标，在测定一国开放度方面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欧盟和美国的这一比率分别是31.1%和28.5%，难分伯仲；以现行汇率计算的中国这一比率是53.1%，开放度就显得更高；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开放度比率下降为32.2%，与欧盟和美国处于相似的水平。然而，人均贸易量的比较所显示的中国数据仅为2410美元，是欧盟10400美元的1/4和美国13300美元的1/5，继续提高进出口贸易量是加快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合的有效途径。

在进出口贸易量与占全球的比重来看，中国的进口量似乎与出口量不相匹配，说明增加进口应当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表3.1中的最后一行是三大经济体的简单平均进口关税数据：中国是9.6%，远高于欧盟的5.3%和美国的3.5%。1994年以来的连续20年的贸易顺差隐含着中国可以、也应当逐步和适度地下调关税，并以此来促进“进口替代”工业的价格竞争力，最终使中国进口关税与工业发达国家处于相似的水平上。今后几年，通过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增加，可以得到国内生产难以得到甚至不可能得到的技术结构，使中国制造业结构接近和达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将是关税下调的基本战略考虑，2014年应当迈出新的步伐。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可以用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占全球份额的变化反映出来。一方面，我们知道工业化程度一般可以由GDP中制造业的份额增加来度量，例如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率保持在40%左右，而今天美国的这一比率大约在14%左右。另一方面，各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份额也体现了相对地位的变化，2000年，“西方五国”^[3]集团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高达58%，2010年则下降为41%，其中美国从26.5%下降为19%，日本从17.4%下降为10%，而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0%以上了。

第三，新增GDP代表了一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实际贡献。2010年，全球经济总量为52.53万亿美元，比2009年的59.16万亿美元增长5.68%，新增3.3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新增产出达到了8646亿美元，占全球新增产出的25.7%。^[4]那么，2014年三大经济体可能增加的产出是多少呢？作一粗略的估算，2013年的中国GDP为9.4万亿美元，2014年将达到10.6万亿美元，新增1.2万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经济增长率（2.6%）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1%）的预测数据，加上通货膨胀率，美国的新增产出数为8000亿美元，欧元区的新增产出不到4000亿美元，合计为1.2万亿美元。由此看来，2014年，美国和欧元区这两大经济体的新增产出合计数与中国的新增产出数是相似的。

第四，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效应？一国出口增长的真正基础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升率，它也决定了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2000年，中国贸易出口占全球的比率是3.92%，2010年则上升到10.64%，比美国（8.60%）和德国（8.54%）更高。所以，全球经济增长的天秤倾向一个高速工业化的中国：2000—2009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是2.4%，欧盟增长率是0.5%，中国则达到了11.4%。工业化是高增长的代名词，一个快速增长的制造业本身就是出口能力增强的有力支撑。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一旦全球形成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新的需求，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相应地调整，不应丢掉唾手可得的出口机会，还应迅速将其转变为工业生产能力再次扩展的良机。出口景气意味着商品从国内市场转移到国外市场，并为闲置的工业生产能力找到新的市场，使过去10年来一直受到批评的过剩产业赢得又一次的发展机遇。

正是不同的增长率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使得大国的全球地位重排座次。2014年，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一个转折性年份，其标志性事件是由汇率计算的中国GDP将超过10万亿美元以上，并且进一步巩固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再进一步看，即使到202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5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只是美国的1/5，尚未完成经济增长的收敛任务，高速增长仍然是一个可期望的目标。那么，2014年及紧随其后的若干年里，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全球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再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