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思路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造成的现象，因此要纠正增长减速，就必须确保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要维护竞争性行业的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就要求竞争性行业的非国有部门和中小企业能够实现跨行业的资本流动，将生产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与行业，实现持续的结构性转型。为此，把治理减速的政策框架从总需求方面调整到总供给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接管美国政府以后，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问题很严重，里根没有用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换了一个思路。这个政策后来被发现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所谓的“里根奇迹”，被总结为“供应学派”的革命，就是更多地把政策放在供给上。这一政策对我们有启发，“供应学派”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关注和考虑的。

促进企业要素跨行业流动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政策框架是：放松政府对上游和高生产率行业的保护与管制；鼓励垄断行业的边界竞争和市场准入；实行大规模的企业减税和减负；放松对银行的管制，鼓励竞争；在上游和垄断性行业更多鼓励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非政府控股的企业形式等。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3%，如果我们能很好解决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民间资本）跨行业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中国未来10年的GDP增长率应该可以保持在8%—9%的范围。这样推算是因为：第一，追赶空间巨大：即使在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也还只有美国的1/4，还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仍有容纳经济赶超的巨大空间；第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经验。

以2010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两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结构现代化尚需时日：笔者推算，经济结构变动推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势头将持续至少20年。原因有两点。第一，农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2012年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所以，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的减速阶段应该尚需时日。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已经变化的发展阶段的改革，成功例子并不多。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其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www.daowen.com)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印度、拉美如此，日本也是。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以印度为例，辛格政府过去这些年来充分认识到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最低工资法”的制约），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相对照东亚的体制，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在印度的体制下，改革谈何容易。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在东亚，正如前文所言，尽管日本曾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奇迹，但由于其体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终还是陷入40年的超低速增长，难以扳回失去的国际竞争力。相反，韩国之所以能从过去的成功发展成今天更大的成功，特别是在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还能成功站到国际技术的前沿，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韩国能成功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有意思的是，韩国在“汉江奇迹”后演变出来的体制常常被西方经济学家诟病不已，但这个体制却是可改革的，在一些关键的阶段上，可改革的体制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灵活的优势。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往往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是其游说势力过于强大，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很难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巨头的影响，俄罗斯也是如此。

一个可改革的体制需要政府的势力（或财富）大过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从而才有可能保持目标的长远和相对的中立。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条件。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左右，不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可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十分迫切。今天的局面与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数量上不超过2%的国有企业资产占了全部企业资产的40%，即使国有部门（特别是央企和金融部门）的权势日益增长，中国看上去依然没有变得更像俄罗斯或墨西哥。相反，这些财富的增长极有可能增强中国政府掌控局面和推进改革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成功的秘笈。

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性”至关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图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