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发展模式展望

1.4.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外开放发展目标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对中国未来改革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外发展战略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需要采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的方式，通过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来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从而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目标。具体措施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三大具体举措。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外发展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目标，肩负者两大任务，一是从经济层面来看，必须促进中国在新的全球化形式下，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从政治层面看，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的方式，来促进国内改革的推进。而从其实现方式来看，这两大任务将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通过促进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由市场来发现和决定中国经济比较优势所在，并因此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也使中国改革能够全面而系统地完成，最终实现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部署将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和新的发展阶段下的对外开放发展模式，由此深刻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空间和对外交往的方式，使得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模式出现新的时代特征。下面将就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发展现状与趋势以及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模式进行具体展望，由此全面说明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实施的背景、目标、路径与方式。

1.4.2　中国对外发展的全球化发展新背景

就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全球各经济体都进入了再平衡过程，转型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主题。2007年开始危机，中国经济外部发展环境因此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中国经济自身也正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时期。所以从内外发展条件和阶段看，中国经济对外发展模式，需要根据全球化发展新背景来重新界定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是在人口老龄化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的推动下，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FDI带来的产业跨国大转移而展开的，推动了出口型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促使经济全球化不断得到深化。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过程全球化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产品交换来主导的，产业资本全球化是根本推动力量，而跨国公司是产业资本实现全球化产业链构建的主要载体，也自然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世界贸易占GDP比重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0%不到，增长到2011年的32%左右，由此推动了贸易、资本和劳动等要素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方式实现了全球优化配置。

所以就外部环境来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业资本仍旧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资本主导时代还没有过去，而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仍旧会使得经济全球化的静态红利主要由发达国家所获得。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缺乏高等竞争要素优势，所以在目前阶段对外开放战略不应寻求全球化中的静态红利分配收益，应以追求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作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政策基本目标。

随着产业资本全球产业价值链构建的深化，依托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基础上的全球服务贸易与包括金融资本在内的相关资本流动将会进一步得到快速发展，并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化的主要推动力。这意味着长期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国产业资本将拥有新的发展空间，在寻求全球化长期增长红利的目标下，积极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资本走出去，参与全球要素的再配置，以提升中国资本的利用效率。

再者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主义的兴起，使中国面临着自由贸易区区域性安排与WTO多边体制并存的多重框架的全球经济贸易的新的制度结构，中国如何判断这一制度安排的可能发展区域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策略的一个重要基础。就目前来看，美国的TPP和TTIP的推进并非是区域主义意识所主导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使全球的经济要素在更高水平上得到有效率的利用，这将促进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发展。一旦这两个区域性协议谈判成功，将对现有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中国不能参与其中，将使中国要素比较优势发挥受到一定的局限；同时因为这两个区域协议规则代替未来多边协议规则，会使已有的WTO规则发生变化，使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个环境受到较大冲击。因此中国必须关注这两个协议谈判的进展，条件一旦成熟就应参与其中。而随着WTO红利的逐渐消退，以及中国经济疲软和对外贸易的持续下行。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以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分享国际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目前，中国还不具备条件参与到TPP和TTIP两个协议的谈判中，一方面中国要积极推动多边协议，另一方面中国应借助双边区域主义协议，充分利用中国经济现有的比较优势，来强化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异，提升中国经济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拓展产品和资本走出去的空间，逐步地改善所面临的中国企业经营的国际环境。具体策略上来讲，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双边交往应注重在技术市场、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与创新环境建设的发展，以此来获得全球化的动态增长红利；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交往则应注重的是资源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互惠，通过发掘与不同类国家间比较优势，使中国的要素等到更有效率的利用，由此分享全球化进程中的静态分配红利。

所以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新外部发展环境，将是一个产品要素流动更为自由、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环境。在新的发展环境中，中国仍旧需要通过劳动要素、土地要素等经济要素与跨国公司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发挥自身要素的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由此分享全球化红利对经济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好处。这种结合将不再是限于中国国内，还包括全球的其他地方的全面结合，也就是中国要素要依托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趋势进行全球性的资源再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要利用更高水平的要素自由流动环境，推动中国跨国企业的成长，构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微观基础，这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新的课题和最重要的目标。

1.4.3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环境与挑战

在短期来看，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仍旧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危机前的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36%，目前在危机的影响下，发达经济体的需求萎缩较大，在2012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仍在25%左右（见图1.22），显示外部需求仍旧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来看，在次贷危机影响下，外部需求急速下滑，导致2009年GDP第一季度的增长率只有6.6%，尽管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经济增长曾一度快速上升，但目前仍旧处于一个低迷阶段，这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还不能缺失外需这一块，在短期中国对外发展仍旧要注意推动出口的增长。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图1.22　中国出口占GDP比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图1.23　中国季度GDP增长率

在中长期来看，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功能失衡使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人口流动存在诸多限制，且人口老龄化正引起人口红利衰竭；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未能理顺，资本配置缺乏合适的价格信号使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导致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资本投资利用效率不足，而储蓄率也处于下降趋势中，令中国经济的未来投资能力受到限制；土地要素缺乏有效率的市场定价与利用，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使土地资源的配置扭曲；可持续的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缺失，这些都使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与转型面临着要素市场不完善和技术创新环境缺乏激励的挑战。

不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些系统性问题都进行了战略性部署，以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为关节点，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型，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并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内部的经济市场机制将能够对应于全球化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容易地分享到全球化的静态分配收益和动态增长收益。

1.4.4　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模式展望

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对外开放模式将发生重要转变，将从简单的被动接受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转变为主动寻找争取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并且继续通过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获得全球化静态分配红利。这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新的对外开放模式将积极推动中国资本全球性再配置，来获得全球化配置效率提升带来的静态分配红利，并通过中国跨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来获得动态增长红利。因此，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对外开放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中短期目标是通过扩大开放的方式，促进内部改革，消除要素流动障碍和错误价格机制导致的扭曲配置，应优先进行金融市场的改革。而长期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对外交往的微观主体能够逐渐适应新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使中国跨国公司得以健壮成长，构建符合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使中国要素在分享全球化红利中获得足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使符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分享机制得以构建。

从具体实现路径与策略来看，中国对外开放仍应以融入目前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为主要目标。目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中国企业主要从事的是低端的制造部分，对于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缺乏竞争力。劳动力要素优势正因工资的上升以及劳动力数量的衰竭而逐渐耗散。当下服务品质越来越决定了产品竞争力，因此，中国需借助制造领域的优势参与到服务贸易领域竞争以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获得新的地位；而且只有通过参与到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国际分工中，才能继续发挥和巩固中国企业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才能使中国仍旧庞大的劳动力要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所以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定位应该是继续巩固和发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到服务产业的国际分工中，而不是完全抛弃现有的制造业优势进行所谓的附加值升级。仅仅追求所谓附加值升级，将会因为制度缺陷和要素缺陷而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

中国所具备的完善产业生产供应链优势、技能劳动数量庞大的优势以及中国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是中国目前继续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大优势，必须抓住这样的发展战略机会，并且充分利用这样的优势来参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就短期而言，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将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发挥主要作用，而这对于中国试图进入服务业国际分工领域以获得更高附加值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现实优势，必须加以充分利用。

因此中国应继续利用产品生产的本土制造优势，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优势，借助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发展，由此发挥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重点培育生产性服务企业为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制造过程的生产企业服务，借鉴国际经验来培育与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的环境与制度，并通过实践来完善生产性服务产业的制度安排和环境需求，以解决服务业发展所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这种开放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服务业的国际分工中，将自然地培育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型企业，从而利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实现对外开放的发展目标。

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模式将更为积极主动，并应从产业链视角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目标的实现，金融领域的开放改革应该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经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过程，而不是一个独立展开的领域。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整个中国企业产业链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并因此构建起符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