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本书的主要发现与基本结论

基本结论一：全球经济逐渐趋暖，美国经济踏上回暖之路，欧洲经济扫除危机阴霾，美联储逐步淡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正面促进作用，同时，中国资产价格走势在“后量化宽松”时期仍将受到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形势渐好，虽然2013年增速已从过去的20%下降到8%，但其占中国GDP的比重仍很大，表明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难以撼动，所以短期还是要依靠出口带动。然而，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贸易转型、服务业全面开放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各方面管制都较多，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将有助于对接TPP，从内核打造贸易升级、服务业升级，以及投资“走出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开放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我国将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来面对金融改革、贸易转型、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将借助于全球化配置效率的提升来实现从静态红利向动态红利的合理转变。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随着党和政府的切实改革方向而不断加强和深化，进一步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起助推作用。

基本结论二：现有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所谓的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变迁的效率转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事实表明，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着投资的回报率，从而诱导资本更快的扩张。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减速，其理由并非“增长收敛”假说所能解释，而是外部冲击下全要素生产率减速引致的结果。但能否出现熊彼特主义所期许的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关键还在于是否拥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目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的跨部门流动受阻，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改革思路，应致力于一个有助于促进要素跨行业流动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政策框架。

基本结论三：各种混乱的增长预测导致市场预期混乱，就2014年应有的货币政策取向而言，第一，中央银行确定13%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不能与中国经济进入稳步复苏的要求相匹配，应将美国和欧元区经济逐步复苏的外部环境作一个加总的考虑，改变2013年年末确定的来年目标。第二，2011—2013年连续三年的“稳中求进”政策并没有通过实际的货币政策体现出来，2014年应该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求进”之年，GDP增长率从2012年的7.8%、2013年的7.8%向8%的增长目标迈进。第三，2012—2013年经济衰退带来的后果是制造业就业减少，2014年出口市场的超预期增长将给闲置的产能提供一个扩张的机会，要利用好这次全球经济复苏的创造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机会。展望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又一次回到“8”字头，仍然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中央银行所要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告别“从紧”，转向真正稳健的政策，并为2015年的经济稳定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信贷环境。

基本结论四：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外困内忧的不利格局，严峻的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对我国的贸易格局调整产生了倒逼机制。在当前经贸形势下，我国通过积极构建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挂牌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措施全方位推进贸易开放，大力度调整优化贸易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积极谋划贸易发展的新格局。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贸易监管改革是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构建贸易自由和便利化环境的关键所在，是推行其他改革措施的基础。建议推行由企及物制，明确区内备案制企业标准，加强与国际海关的AEO互认，促进一线放开；对货物实施分类监管，加强海关风险指标体系的建设，实现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对可自行组织区内货物运输的企业参照我国香港海关的“认可经济营运商计划”，采取资格认证制，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实现区内货物的自由流动。未来，将进一步丰富完善贸易监管改革措施，并在全国推广、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建设经验，全面加快我国自贸区的建设步伐，积极主动地对接全球贸易新规则，争取早日从一个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跟随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飞跃。

基本结论五：金融开放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这种核心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建立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跨境融资自由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全面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中的金融开放红利可分解为人民币对内价格市场化改革红利、人民币对外价格市场化改革红利、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红利、资本投融资便利化红利、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资本流动监管制度创新红利以及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溢出红利等六个方面。

基本结论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管理创新，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系统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为此，行政审批制度对经济增长可实现市场、政府与社会三重红利。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伴随着这一过程，政府、市场、社会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中观区域环境与微观企业环境不断调整变化，并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看，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还需处理好五大关系：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二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三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相关配套改革的关系；四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经济规制过程的关系；五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基本结论七：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需要有新的土地制度改革来延续和拓展30年来的农村改革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正是激活土地这一农村最大的资产，再一次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的重大制度设计。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范围将更广泛，不仅包括农户承包地，更涉及农户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变革，是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系统性改革；内容将更复杂，包括确权、放权、让权和还权等一系列权能的变革，是对于农户和农村的一次综合性赋权；影响更深刻，不仅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更是涉及城市用地制度的变革，是对于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一次制度性探索；意义将更深远，不仅着眼问题导向，更是着眼发展导向、市场导向、制度导向的长远变革，是对于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一次长期性安排。因此，必然产生农村新的改革活力、发展动力，真正实现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实现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www.daowen.com)

基本结论八：大数据时代，信息产业与金融业互相渗透，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以独特的信息处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成为继以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和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之后的第三种金融业态。研究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将共生并存，两者各存优势，共同丰富金融生态环境。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实业经历丰富了信用经济、平台经济、网络经济与体验经济的内涵，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新红利与新动力。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竞争引发体制内的金融企业通过保护性政策限制和挤压体制外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展业。深化金融体制必须从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入手，革除各种形式的金融垄断，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鼓励互联网金融业态创新；同时，强化互联网金融分类监管，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第三方支付凭证管理等。

基本结论九：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有如下特点——支持社会稳定、遵纪守法、崇尚自我和个性、理性务实，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扩大可以通过维持社会安定、保证机会平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等来有效地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用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12年七等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值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多种中等收入上下限。其中按照可支配收入均值法所计算得出的中等收入上下限，东部地区为25652—43314元，中部地区为20536—34614元，西部地区为17285—29539元。进一步分析未来最有可能挤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中等收入者”群体，以中等收入户甚至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主体，这些人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学会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上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所以有着较高的收入流动性，比其他人群更有能力增加收入，挤入中等收入群体。对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值的界定和估算表明，综合三种推测值的均值来作为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上下限，即约6—10万元。而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的环境，促进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加快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改革，加快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促进创业就业发展；促进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建设，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健康成长的保障环境等。

基本结论十：如何摆脱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成功实现经济的转型是目前我国诸多改革的要义，在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存在的诸多不足，也需要从长期战略的眼光来审视我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未来全球中的重要地位。未来我国可能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追随者”参与全球分工，更有可能作为一个“并行者”甚至在有些领域作为“引领者”来主导价值的分配。特别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我国迎来了“对外开放”与“对内放开”的新制度变革。“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更多的产业将会直面全球的竞争，我们的管理模式也需要实现相应的调整；“对内放开”意味着我国内部的制度变革将会极大地释放经济的活力。这些都为我国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既有高级要素禀赋的积累，战略性资源的培育，也有制度性障碍的破除，新红利的释放。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不等于培养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还包括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升级的环节。它涉及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别之间的分工已由产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调整或扶持，还应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的价值链环节。这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重心应由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兼顾结构性政策转变。

基本结论十一：服务业的发展会释放巨大的生产力潜能。然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与就业占比依然偏低，服务业就业弹性总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劳动生产率低下，对GDP的贡献率及对GDP增长的拉动也不够显著。服务业技术效率总体水平偏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具有较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同时，各部门、各区域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差异，并没有实现相对均衡的发展。从行业层面看，技术效率也处于低水平状态，诸多行业均存在大量的要素投入冗余。从区域层面来看，除上海和江苏外，其余省市服务业技术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资源配置水平有待进一步改善。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出口结构低级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严重偏低，国际竞争力薄弱。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不合理，投入房地产业的比重畸高，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溢出效应尚不明显，未能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开放度较低，且提升速度缓慢，对商业存在的限制仍然比较严格。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探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用更深层面的开放带动转型，使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基本结论十二：要在完善的基础上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对税种、征收范围和方式等都作出了改革的方向性指示。税制改革同时也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改革，不仅会影响到税制本身，对国家制度的其他宏观战略的实现同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首先，“营改增”是统筹增值税和营业税改革的一项最重要的结构性减税及税制完善的现实政策，改革的方向是增值税进一步扩围以及税收管理调整，特别是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应该设置免征额而非起征点，应更科学地确定增值税央地分成的比例。其次，消费税的未来改革方向应至少涵盖四个方面：税目、税率、征税环节及税收归属。未来消费税税目改革将高污染、高能耗及部分高档品纳入征税范围应该是确定不移的。再者，个人所得税要求在免征额、扣除项目和抵免项目、课税模式以及税率结构方面都做出改变，在功能定位上应该体现纳税人家庭的生计费用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考虑引入劳动所得抵免制度和税收递延型养老储蓄账户；税档重置方面，建议将现行工薪税率表的前3级合并，并在进一步提高免征额的基础上取消3%和25%的税率，以保证在不增加中低收入者税负的基础上完成7级税率向5级税率的转变。

基本结论十三：内陆沿边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2年沿边开放提出以来，内陆沿边取得了重大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成为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内陆沿边开放提出了新的战略举措，提出要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贯穿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督互认、执法互助。新时期内陆沿边开放势必将取得重大进展。研究认为，内陆沿边的开放与发展也非“遍地开花”，其空间载体仍然是城市群与经济带。要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作为内陆沿边开放的重要突破口，选择经济带的中心城市，通过“点”（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最终由“点—点”、“点—轴”空间组织模式向“面—面”形态的空间组织模式转变。通过城市群与经济带的全方位开放，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