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全面深化改革与红利再造：中国经济走向内生性增长

0.3.1　综合改革效应下的经济增长

2014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年，各方面重大改革措施将会陆续推出。改革从长期看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从短期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正有负：一方面，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打破国企垄断和改革财税制度等改革措施有利于扩大民营资本投资，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改变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方式有可能弱化各地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有可能抑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特别是扩大消费税和房产税如果没有降低增值税相配合，有可能变成事实上的增税，抑制社会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因此，总的来看，2014年加大改革力度不会在短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0.3.2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再造增长红利

第一，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新战略：市场化红利再造。加速市场化改革行动，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未来发展需要来看，微观基础领域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在三个方面：一是加速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让市场成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力量，纠正土地市场价格扭曲的定价机制，提高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二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市场，推动劳动力市场更加自由更加公平地流动和配置，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积极培育企业家市场，形成真正独立的企业家阶层，让企业家成为真正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进一步激活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必须加快这三个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让市场机制成为培育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重要机制。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新战略：国有企业改革红利再造。一是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二是国资、民资、外资平衡与公平竞争发展；三是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与竞争机制设计。

第三，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改革：城镇化发展红利再造。一是促进新一轮城镇化建设行动，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二是加速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全面设计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揽子体制机制即城乡规划体制、产业园区和城镇化融合，城市化和城市群融合以及城乡空间一体化等。另一方面，需要推进新二元结构的体制瓶颈及其破解问题；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包容性城市化道路，从社会、经济、空间、制度等多个维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内部人口、产业与空间布局协调而均衡发展，从而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www.daowen.com)

第四，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信息化建设新战略获得人力资本新红利、信息化红利再造。一是加速信息化行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和制造业的升级。二是教育体制改革与人力资本红利；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第五，加快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新开放战略：全球化红利再造。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战略。积极推进汇率改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本土化跨国公司发展，加速全球化融入进程，以全球化机制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升级。

第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财政税收体制创新：分配改革和激励机制红利再造。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以收入分配改革获得发展的新红利。未来也需要加速收入分配改革行动，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以分配改革新红利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和建立更加公平型的社会，是中国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推进四大领域改革即初次分配改革、再分配改革、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以及收入分配秩序规范。同时推动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的三大目标。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推进财权与事权的重新配置，调整税制结构。

第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行动：金融创新红利再造。一是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促进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平等竞争和发展。三是加快金融创新，增长金融发展的活力和效率。四是完善金融监管，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八，政府职能转型与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与效率红利再造。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和规律决定了中国政府体制、机制及其职能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和创新。这个创新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努力构建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此，需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创新，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型，从管制型政府真正转向服务型政府；需要坚持依法行政，让政府的行为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需要不断加大政府公开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是中国未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