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14年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及其下行风险

0.2.1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深层矛盾进一步积累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主要呈现出三大特征：

一是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受总需求疲软的影响，一季度全国经济增速为7.7%，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二季度进一步下滑至7.5%。进入三季度后，由于国务院及时创新宏观管理方式，明确调控区间，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并且围绕“调结构、稳增长、促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经济增速回升到7.8%。四季度由于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影响，经济增速可能稳中略降。全年预计经济增速将达7.6%—7.8%，与上年基本持平，超过年初设定的7.5%的预期目标。

二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2013年是政府换届后的第一年，投资依然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的主要动力。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同比仅微降0.3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5.1%，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23.3%，快于全社会投资增幅。但消费受“八项规定”出台的影响，增速大幅下降。前三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8%，比一季度上升25.5个百分点；而消费贡献率为45.9%，比一季度下降9.6个百分点，出口贡献率为－1.7%，比一季度下降15.9个百分点，投资替代消费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0.5　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化（当季同比）

三是经济运行的质量和协调度有所提高。2013年以来，在经济继续保持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态势的同时，物价走势平稳，1—10月CPI仅增长2.6%，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预计全年通胀率低于3%。就业形势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200万人，大大超过了年初制定的900万人的目标，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就业问题。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三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额分别为397亿美元和573亿美元，均较上半年大幅下降近600亿美元，国际收支状况更趋平衡。这表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协调度有所提高。

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仍然存在着风险和隐忧，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积累：

一是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2013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增速回升主要是靠短期政策效应的发挥，市场总需求依然不足，特别是投资增速有放缓迹象，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0.6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当月同比）(www.daowen.com)

二是高耗能产业快速回升导致节能减排压力加大。2013年工业增速回升中，钢铁、焦炭、平板玻璃等高耗能重工业增速超过预期。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2%，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量占70%左右，而高耗能产业的用电消耗又占到工业消耗的一半左右。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仅下降3.4%，与全年3.5%的目标尚存差距。

三是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2013年以来，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未有明显进展，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不仅旧有的过剩产能未能消化，而且新产能过剩又继续叠加，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按照西方标准已处于经济危机中，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与转型升级。

四是资金“体外循环”导致金融潜在风险上升。1—10月，社会融资规模累积达14.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81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新增贷款是以信托和委托贷款等方式由影子银行提供。从资金流向上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接近35%，企业新增贷款同比增长不足6000亿元，社会资金“脱实就虚”和“体外循环”情况严重，使得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

0.2.2　2014中国经济有望与2013年持平，但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预计消费和出口形势略好于2013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与2013年持平：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政府换届的前两年投资增幅不会很低；另一方面，从投资需求看，当前仍有扩张空间。2014年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预计铁路网、城市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旧城改造投资将会出现高潮。同时，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投资增速有望加快，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2014年投资增速虽会比2013年略有下降，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高水平。二是消费增速将适度回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将适时出台。这有利于降低结构失衡，使我国消费储蓄的比例关系逐步回到正常水平，并使2014年的需求结构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2013年消费增速下降对2014年增长基数的影响将会消失。因此，2014年消费增速将高于2013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上升，重新成为总需求增长的引擎。三是外部需求有望小幅改善。2014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继续复苏，外部需求有望小幅改善。特别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经济的复苏将直接提振我国的出口。同时，我国积极推进与东盟、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争取在局部地区内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也将对我国出口平稳增长形成一定支撑作用。因此，2014年的出口形势会稍好于2013年。根据以上情况判断，2014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可保持在7.8%左右，与2013年大致持平。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2014年全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制约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性下降仍未结束。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仍然处于本轮周期的下降期，经济增长缺乏强劲回升的动力。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累积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问题等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并未解决，而且越来越接近临界点，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大。特别是2014年中央加大化解产能过剩的力度，将对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难以起到弥补作用。三是地方政府投资进一步增长存在较大约束。随着中央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以及继续实行偏紧的宏观政策和大力督促地方转变执政理念，地方政府的融资扩张将更为困难，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地方政府投资增速将会放慢。四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适度回落。2014年受财税体制改革和房地产税试点范围扩大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可能由热转冷，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适度回落。五是宏观调控政策不会明显松动。2014年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的政策基调，政策重点仍将侧重于稳增长、防风险和调结构，政策取向将转为更加中性或偏紧。一方面，财政政策将更趋谨慎，财政赤字增幅可能下降，财政扩张力度减小，对GDP的拉动作用小于2013年；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将在中性的基础上趋紧，央行可能会设定比2013年更低的M2增速指标，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增幅将低于2013年。因此，2014年的政策环境不会明显改善，总体环境比2013年略有偏紧。这些情况表明，2014年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下行的风险。

由于目前房地产开发贷款仅占银行信贷总额7%—8%，且不良贷款率低于0.5%，2014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国内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关键取决于投资。只要投资不出现大幅回落，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望与2013年持平。但如果投资增幅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经济增速有可能低于2013年。特别是2014年一季度，在2013年年中出台的短期刺激政策的效应消失后，如果投资不能及时跟进，经济有可能再次出现波动。但综合起来看，2014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0.2.3　2014年国内经济运行存在着四大风险因素

一是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的风险。201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加呈现明显的扩张乏力现象，上半年不少地区的地方财政收支出现较大困难。2014年随着结构性减税、“营改增”等改革措施的推进，再加上经济增长总体平稳，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仍将呈现增长乏力局面。但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支出却呈现刚性特征，且规模日趋扩大，这会导致我国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大。预计2014年发生财政收支困难的地区将会进一步增加。

二是物价上涨突破上限的风险。201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逐步回升，CPI涨幅也紧随其后。9月CPI涨幅首次超过3%的警戒线，达到3.1%。10月CPI继续上涨到3.2%，创多月来新高，逐步接近3.5%的上限，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幅度高达6.5%。2013年底2014年初，随着元旦和春节的临近，食品和消费品还将迎来新一轮需求高峰，有可能推动CPI进一步走高。2014年随着货币的继续投放，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大，给物价上涨带来沉重压力。特别是随着水电煤价格调整和生猪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同时，国际油价有可能出现波动，对我国形成新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因此，对2014年的通胀形势不可掉以轻心。

三是房价全面下跌的风险。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存在着较大的泡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在世界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中，中国五大城市名列前茅。2013年以来，在全国640多个大中城市中，有超过半数的城市房价在跌。其中，温州、鄂尔多斯等城市房价出现大幅下滑。从70个大中城市看，房价涨幅和住房销量也在逐月下降，其中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金九银十”的楼市成交量出现大幅下降。前10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1.8%，比前9个月回落1.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32.3%，比前9个月回落1.6个百分点。2014年随着税制改革和房贷利率走高，特别是美元升值后国际热钱回流美国，有可能刺破房市泡沫，使得更多房贷违约，导致全国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加速下降，类似于温州和鄂尔多斯的房市暴跌有可能向更多城市和地区蔓延。

四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违约的风险。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量较多，在货币政策偏紧、房地产市场回落、地方财政增收放缓和地方融资更趋规范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出现偿债困难，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但鉴于地方政府整体负债与经济规模相比仍然较低，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