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伏羲传说的价值体现

伏羲在我国古史系统中被列为“三皇”之首，我国不少民族也曾奉伏羲为始祖，因而伏羲传说及其文化创造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一）中华民族象征——龙图腾

图腾崇拜曾经是世界各地既相当普遍又大多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龙”这种自然界未曾存在的动物成为图腾，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它是以大蛇为图腾的伏羲部族在崛起强大的进程中，不断兼并许多弱小的部族，同时也将臣服部族形形色色的图腾部分地吸收到自己的图腾之中，它是一种混血的“龙”，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勇气，因而不断生息繁衍，迁移扩散，进化发展，其足迹及文化辐射几乎遍及中华大地。

龙不仅是中华先民共同认可的族徽，顶礼膜拜的至上神，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并积淀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层面而弥久不衰。历代改朝换代，君主即位便是“真龙天子”，他们穿龙袍，坐龙椅，以龙子龙孙自居，朝堂宫殿无处不有龙。“龙”成为王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象征。宫殿、庙宇和重要建筑，其雕刻、绘画、装饰、碑刻等大多以龙为图形。从物质世界到精神天地，从上层文化到民间习尚，龙几乎无所不在，中华大地几乎是龙的世界，以至人们将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伴随封建帝制的寿终正寝，“龙”的神权外衣随之消失。然而，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和意识领域，“龙”依然牢固地产生着影响，“龙的传人”这一口号，仍是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寻根觅祖的归着点和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它将继续是所有炎黄子孙超越时空的共同族徽，并将在未来生发出新的精神养料和丰富内涵。

（二）中华传统文化之核——八卦(www.daowen.com)

伏羲画八卦和造书契，是中华先民告别结绳记事时代，走向文明的开端。八卦的创立，是以伏羲为代表的中华先民在生产实践中，经过长期仰观俯察和旁及近身事物，对变幻无穷的大千世界变化规律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这种八卦符号的基本结构由阴、阳二爻组成，体现了自然界最基本的两种物质——天、地的对立与阴阳关系，由此推演组合出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符号。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作用又互相影响，变化无穷。标志着尚无文字的上古先民进行哲理思维的新成就，体现出先民们逻辑演绎能力和抽象与辩证思维能力已达到相当丰富的地步。八卦符号成为他们穷究天地、解释宇宙万物变化的万能钥匙。

相传周文王据八卦而推演成周易，将八卦两两相叠，就形成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实际上《周易》是后人在八卦基础上，经巫史们对大量筮辞的筛选、整理、编排和加工而形成的。并经孔子重新整理，后被儒家列为经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八卦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不仅是一种由易到繁、由粗而细的符号演绎，它反映了古人思维能力的极大进步，对自然认识的空前深化和视野的扩展。周人使用八卦占筮的内容远远超乎前代，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所谓八故，包括征（战事）、象（风云灾变）、与（与人以物）、谋（策划谋议）、果（事成与否）、至（来到与否）、雨（降雨与否）、瘳（病愈与否）八个方面，涉及的范围极广。所以，我们从《周易》卦辞、爻辞中，清楚地看到周人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精神风貌，矛盾转化、否极泰来的辩证思维，以及尚节贵敬的文化心理，由伏羲八卦的创立到《周易》的形成，体现了先民认识自然，进而预知吉凶、趋利避害、改造自然的进化历程，也是中华先民文化心理和智慧日臻成熟的记录。中华先民们运用高度概括、浓缩的八卦信息符号，在论证宇宙万物的过程中，熔铸并不断锤炼了中华民族特殊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论能力。悠悠岁月大浪陶沙，人们对八卦及《周易》的兴趣，逐渐从推断吉凶的神学主旨和利用卦象、卦辞的表观形式，转移到用它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宏观把握能力上来。于是卜筮之书转变成指导生活、分析矛盾、解释世界的圭臬。在此基础上，经历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清理批判，逐渐形成一套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和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毫不夸张地说，八卦以及《周易》已成为开发民族智慧，陶冶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动力。郭沫若称《周易》是“古老的科学宝库”，古往今来的哲人学士从这座宝库中不断吸取，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追本溯源，伏羲创造的八卦符号，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与核心。

（三）民间民俗文化的宝库

远古神话的传承流播，其去向一是哲学化，二是历史化，三是仙话。与伏羲乃至女娲事迹相关的传说，与此三途均有关系。于是，伏羲之感生神话、兄妹成婚、洪水故事、葫芦神话、龙图腾与龙文化、龙蛇禁忌、八卦符号与各项创造发明，都伴随伏羲文化的泛化而进入民间文化体系和依附于民俗习尚之中，并在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其发展演进中最具持久魅力的“元素”和动力。如以伏羲、女娲故事为例，有人从民间搜集的汉民族230例兄妹婚神话中，发现婚姻对象“兄”或“弟”是伏羲的有62个，“妹”或“姐”为女娲的有42个，其中“兄妹”是伏羲和女娲的有38个。在150多个少数民族同类型神话中，“兄弟”是伏羲的有22个，“兄妹”为伏羲、女娲者有4个。这充分反映了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的广泛性，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伏羲、女娲事迹在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中的持久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