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文化形态与西方文化形态

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注重产业中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效益各环节共同均衡健康地发展。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它既有其商业属性，更有其道德和社会意识属性，关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能起到很大的影响或渗透作用，甚至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下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在政治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争取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和统一。在文化发展内容上，坚持发展有利于人民道德情操和身心和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健康的娱乐和消费文化。总而言之，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文化，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原则，努力创造表现中国现代人民精神风貌和时代潮流的新型文化，以此满足13亿人民迅速增长且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经济上服务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不断发展创造新型社会文化财富，通过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提高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创造力和生命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自觉地植根于自身民族文化宝库，为中国的文化产品赋予鲜明的民族思想内容。

消费市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国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优势，据估算，中国的文化产品消费人口至少有五亿，在这个基础上，在未来5年内还将有4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文化产业消费需求空间。另外，“十一五”规划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下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一方面会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还会提供给农民以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培养、拓展农村文化消费市场，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这将成为我国启动新的文化消费市场、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手段。可见，在消费市场这一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上，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国际上看，中国文化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产品正逐步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世界各地居住着的超过六千万的华人，也将是最现实的受众和扩大传播的桥梁。这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得天独厚的国外市场基础。

中国的文化产业要实现快速发展，除了要大胆借鉴其他国家可行有效的做法，更要敢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产业的特点，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走出一条有利于推动我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做法，并相应地在法律、政策上制定并完善相应制度，以作保障。另外，还可以制定推动国内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法规和相应的经济环境，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与国际产业同行的激烈竞争中较快地占领市场制高点。在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实行跨越式发展，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起关键的角色。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说：“每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背后都要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政府。”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各项政策都要把有利于发展文化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文化产业的综合实力，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即是说，凡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法规、政策我们都要积极制定完善，并予以认真实施，凡是有利于壮大中国文化产业的模式我们都要积极支持并鼓励企业大胆实践。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宝库，既坚持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不断赋予历史传统以新的时代气息，以此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创造新时代的新型中国文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产品充满旺盛的时代感染力和生命力。

具体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产品，在表现形式上我们应该善于创新，创作出今天的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形式。在发展思路上要确立中国自己的品牌战略。品牌意味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价值。我们要力求创造出知名的中国文化品牌。例如，可以把春节经营成一个国际性节日，使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欢度这个富有民族特色和人文关怀的节日。同时，再围绕春节打造包含过年、生肖、音乐、表演、饮食、服饰、鞭炮等在内的产业链，以点带面，发展形成国内外相连的春节文化产业。(www.daowen.com)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属两条道路，不能用一种价值观比较孰优孰劣。比较文化，应当从其精神实质入手，而非完全体现在器物、礼仪、社会现象上。

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而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另有学者进一步引申说：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为认识基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文化的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而西方文化则以天人相分为认识基础，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讲究的是僧侣主义和理性主义。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做了归纳，认为中西文化其实都是宗教、伦理、政治相统一的文化，只是前者统一于伦理，后者统一于宗教。仔细分一下中国文化的源流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释等家为补充。而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希伯莱、希腊、罗马文化，其整体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

上述对文化实质的把握就解释文化现象而言，是从宏观整体上来说的。深入到具体的思想基础层面来说，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个人对自己负责，个人是存在的基础。而中国则是人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是伦理的，应该“化性起伪”和“教化”的。汉语“教”字就很能说明问题。“教”字左“孝”右“文”，是个会意字，意即教育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它是一种“孝”的文化。西汉《孝经·开宗明义章》载：“夫孝……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和以“孝”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就是传统中国的教育内容。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人伦性质的，“孝”所表明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亲近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孝的教育、这种伦理的教育，严重地束缚了思想的自由解放，所以与西方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生活方式上的大相径庭，势必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内容。

除了上述思想实质上的区别，其二是心理基础上的不同。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过一段话：“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李泽厚所说的这样的心理基础有两个主要的表现，其一是实践理性，其二是乐感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其心理基础大都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核心，向外扩展为人际交往的平等与对自己尊严的严肃态度。西方人往往有着不断追求完美和极限的精神，此即所谓的浮士德精神。由于对完美和极限的渴望，他们对未来的设想，对进化的执著，使得他们有着非常积极的征服欲。西方这种心理基础同样有两个主要的表现，其一是理性主义，其二是功利主义。

再从人的终极归宿这一层面来说，一个人的终极归宿亦即个人心灵的寓所，它是个人行为的根本动机之所在。西方人一般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普遍认可基督教的原罪信条，所以救回把救赎自己作为最终的成就。人类学家Geertz说过，“隐藏在原罪信条中的信仰，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生活态度。……由宗教倾向产生的心境与动机，给一个族群的世俗生活的根本特征，蒙上了一层派生的、微弱的光。”（Geertz《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则体现在伦理自觉上。中国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其理论背景是族群的伦理秩序和环境，光宗耀祖的思想是很多人根本的心灵安慰，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礼运篇》）。孔子赋予祖先崇拜以崇高的道德价值，“好古”（《论语·述而》），“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由于这种心态，中国人的终极归宿往往体现在对血亲家族的荣誉的维护上，其祭祖之心，怀乡之情由是推广，蔚为大观。

综上而述，中西文化的实质区别，在上面两个基础和一个终极归宿上，即可以基本辨清二者的区别。事实上，中西文化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各种观念与形式上，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区别与联系是辩证统一的，我们只能说，把文化概括在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上，可略见其不同之处，除此之外，在各自不同的认识观念和不同的认知出发点以及不同的价值导向上，更能显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