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喝狼奶的有野性的狂人，胡适实在是一个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绅士。鲁迅脾气大，看不顺眼了，怒目圆睁，不开心了，便拂袖而去，活得本色；胡适是公认的好脾气，经常委曲求全，曲意逢迎，脸上总是亲切的微笑，但他的亲切与他内心的感受并不一致，胡适相对要有城府许多，活得也比较累。

鲁迅不喜欢田汉由来已久。田汉与创造社诸人一样，颇有才子气。才子好冲动，多少有点飘。这与深沉、冷峻的鲁迅反差很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据夏衍说，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田汉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藤森成吉虽对谷崎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这种反感。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我想，如果当时在场的是胡适，那自然又是另一番情景了。胡适或许会委婉地劝阻或暗示田汉？或许会支开话题？或许也像日本客人一样洗耳恭听？总之有一点，他绝对不会像鲁迅这样，话不投机，便拂袖而去。

鲁迅拂袖而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李小峰邀请的宴席上，他和林语堂起了冲突，就要拂袖而去，还好郁达夫在场，强留了鲁迅。那是一场愉快不起来的宴饮。

也不只有鲁迅才这样。还可以说一说鲁迅与钱玄同的一件小事。1929年5月，鲁迅第一次北上省亲，曾与钱玄同相遇。据沈尹默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钱玄同偶然去孔德学校，碰见鲁迅。据沈尹默讲：“这事情（按指上次的争论）虽已过去，彼此心中总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老朋友终归是老朋友，不可能从此不见面，就跨进门去，打了个招呼，坐下来，正想寻个话题，恰巧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他马上回过头朝着鲁迅问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玄同主张废姓，曾经常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鲁迅出口真快，玄同的感应也不慢，登时神色仓皇，一言不发，溜之大吉。”这里的“溜之大吉”，也就是拂袖而去了。

不就是三个字四个字的问题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鲁迅和钱玄同，都是书生意气，在可恼的同时透着几分可亲。我可以想象，当年鲁迅说“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时，脸上的表情是生硬的，没有笑容，所以这句话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倘非如此，鲁迅笑曰：“我是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的。”那至多是揶揄，还多了几分幽默。至于钱玄同，若非书生，脸皮也厚，这么一句话，何难应酬？来一句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又何必动气，溜之大吉呢？所以，这个细节，以我而言，看不出他们的可恶，倒是看出了书生本色，硬是透着几分可爱。

胡适则不一样了，他可以溜之大吉的，却不溜之大吉，还曲意逢迎，打起哈哈来也天衣无缝。有一阵子，何炳棣住在胡适南港的家中。某日上午九时左右，何刚要进城时，见厨子向胡递上一张名片。胡适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何炳棣走出门时，正听见胡适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

自己讨厌或不喜欢的人，胡适也能应付得有声有色，一点不怕委屈自己。何炳棣极为敬服胡适，对这一细节也多有玩味，说：“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鲁迅见了自己不喜欢的人，比如在厦门大学时，见那个一会儿刁难鲁迅，一会儿又笑嘻嘻地自称是鲁迅的学生的黄坚，只会直斥之，绝对不会像胡适这样心里厌恶，脸上哈哈，面子上还维持得过去。(www.daowen.com)

我读胡适少矣，一时还找不到他拂袖而去的细节，也许，他一生中就不曾有过这样的事？也未可知。然而，胡适一生委屈自己，经常的时候是左不买账，右不讨好。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他在我国近代的学术思想界里（这儿笔者着重的是‘学术’二字），可以说是初无二人。正因为他既‘开来’又‘继往’，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国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够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连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动学者’。同时在思想倾于过度保守的人士的眼里，胡适却又变成了背圣绝贤，为异端铺路的罪魁祸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说的‘左右为难’中度过。”（《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与“荷戟独彷徨”的鲁迅一样，胡适是左右皆为难的人物。这样两不讨好有时腹背受敌的人物，怎么可能是天天面带微笑的呢？李敖说过：“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胡虚一也说：“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是的，胡适的亲切微笑的背后，蕴含着难以与人言的巨大的痛苦。否则，无法解释他的死。

我们从有关胡适的传记资料中引述胡适去世前的活动：

1962年6月24日，刚出院不久的胡适在蔡元培馆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兴致勃勃地走到麦克风前，致开幕词。他幽默而风趣地说：自己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却有几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是他的学生，至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则是他学生的学生了，真是桃李满天下啊，这是他平生最得意，最自豪的事。

过了一会儿，胡适想起临行前太太反复叮嘱他少讲话，忙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说了几句话。下面，请李济讲话。”李济是位考古学家，在胡适来台湾前曾主持过“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讲话有些悲观，他说台湾的科学设备都是进口的，有成绩的学生最后都要出国，我们自己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呢？他还提到了此前胡适因为演讲而遭受围攻的事，感慨台湾缺乏科学研究的环境。

旧事重提，勾起了胡适的痛楚。刚才还谈笑风生的他，脸色一下子阴郁下来，一时似乎喘不过气来。秘书见状不妙，忙示意他不必介意。胡适摆摆手，冲着话筒生气地说：“我去年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胡适讲到这里，声调很激动，他忽然感到心脏不适，急忙煞住话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正是六点半，宾客们陆续开始散去。胡适还站在刚才讲话的地方，含着笑容和客人们握手告别。只见他正要转身和谁说话，突然面色苍白，身体晃了一晃，仰面向后倒下，旁边的人赶紧伸手搀扶，已经晚了。他先是脑袋磕到桌沿上，又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上。人们赶忙就地急救，给他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可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就这样溘然长逝了，在场者无不悲恸落泪。

有一种说法，经常生病的人一般不容易生大病；一向不生病的人，一生病就将是大病，甚至会要了性命。生病这样，其实生气何尝不是这样！一向“不生气”的胡适这回却真的生气了，似乎从来没有“拂袖而去”的胡适，这回竟这样毅然决然地拂袖而去，而且是一去而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