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说过，鲁迅“是千百年后嵇康、阮籍的知己”。（《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79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版）鲁迅与王蒙都对魏晋时代的嵇康产生过兴趣——虽然他们对嵇康研究的深浅不可同日而语。鲁迅花了极大的心血校过《嵇康集》，王蒙只是读了一本书（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书中的某些史料某些观点让他产生了兴趣而已——对比一下他们对嵇康的不同评价，也很可以看出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歧异。

王蒙在《名士风流以后》一文中说：

嵇康的故事脍炙人口。尤其是他的受戮前观日影而奏《广陵散》，这种浪漫主义的无与伦比的风格才调真神仙中人也。看来还得感谢司马昭，他虽然杀了嵇康，毕竟还给他留下了表现与完成自己的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杀人者亦有自己的“宽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之所以还能奏《广陵散》，就在于司马昭这样懂得知识分子的领导给了他一个“完成自己的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否则，嵇康想浪漫也浪漫不得。嵇康之所以名垂千古，还不是因了司马昭的“宽容”！这就是王蒙的“宽容”！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理解，可能冤枉了这位管文化的前部长。可是，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对所谓“权力中心”的膜拜与对嵇康一类“精英”的蔑视，就不难理解了。他在《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一文中说：“即使少数精英中有一点迹近极端偏执的调调，他们离权力中心还有十万八千里，因而其文化批判的积极作用最大最大，而变成排他的权力实践的可能性最小最小最小。”王蒙虽然把这腔调模拟成了他人的“调调”，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潜意识中的思想活动。他的言外之意是，精英们尽可以像嵇康一样喋喋不休，可是，他们除了喋喋不休以外还有什么用处呢？宰人的刀还不是操在司马昭的手里？王蒙曾经离“权力中心”只有180米，他的长进就像林彪一样，只是学会了“最最最……”这样“幽默”的表述方式。由此观之，他说的司马昭的“宽容”仅仅是一句反话、或仅仅是一句调侃的话吗？此外，王蒙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意思，你们反对我的宽容，可是，连杀人者都要讲宽容，我也讲宽容，难道讲错了吗？似有以此为自己开脱或是辩护的意思，若是这样，这也是一个绝对蹩脚的佐证。

王蒙说：“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王蒙接着用他刻意装出来的而不是秉性使然的“幽默”语言说：“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辞谢”是那么容易的吗？与嵇康同时的刘毅，也是颇有声望的人。司马昭请他做“相国掾”，他借病推辞，不肯就职。后来司马昭就要对他下手，刘毅害怕，只好答应上任。陈四益说：“对于司马昭这样的枭雄，杰出的人才如果不能为我所用，也决不能留给自己的对手。便捷的办法就是杀掉，就像曹操杀掉孔融一样。”（《乱翻书·嵇康之死》，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再接着，王蒙谈了一大堆如阮籍、陶渊明、孟浩然等也不是不想做官之类的话，也不知他是不是为了证明嵇康的辞官是假清高，也不知是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当了文化部长也不是不清高。

嵇康的掉脑袋是因为“太认真”、“性烈”、“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吗？至少不完全是。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死，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20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嵇康是曹家女婿，自然在被疑忌之列。嵇康的斥责山涛，仅仅是斥责山涛吗？显然不是。我们只要读过《与山巨源绝交书》并对其稍有研究，就知道《绝交书》不只是针对山涛个人，而是“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是一篇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声明，一篇反礼教的宣言。所以，鲁迅说：

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鲁迅的话说得很明白，嵇康得罪了钟会只是外因，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又是曹家女婿，这才是内因，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没有钟会搬弄是非，也会有别人搬弄是非，总之，嵇康必死无疑，不管他认真与否，性烈与否，与世俗对立与否。(www.daowen.com)

嵇康一案是钟会审理的，他认为嵇康该死的理由是：“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

嵇康被逮入狱时，3000多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陈四益说，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实则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睡得着吗？

退一步说，如果嵇康真的如王蒙所认同的那样，是由于“太认真”、“性烈”、“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而掉脑袋，那么，王蒙不去谴责统治者的残暴，却在怪罪嵇康自己找死，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像嵇康以及屈原这样“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忧国忧民者的形象，向来是崇高的。王蒙所“躲避”的崇高就是这样的崇高吗？王蒙对司马昭的凶残不置一词，却在那里对嵇康之死缺乏历史常识地胡扯，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三一八”惨案以后，教授学者不去指责、声讨军阀的残暴，却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责怪学生怎么去蹈“死地”呢？王蒙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怎么与“正人君子”们如出一辙呢？

王彬彬在与王蒙论战时，写过《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其中一段话可谓痛快淋漓：

在做人之道的意义上，这的确表现了嵇康的“性格弱点”，表现了立身处世上的“不聪明”。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弱点”，这种“不聪明”，成就了嵇康一种堪称伟大的人格，使得中国文学史上有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倘若嵇康做人世故一点，聪明一点，懂得一点“分寸”，中国文学史上不是便少了一篇名作么？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史上，如果没有一群嵇康这样的人，不是便如头顶上没有星辰么？要真正做到嵇康这样，当然不易。但要对这种人格表示敬仰，总还可以，后人对这种人格“虽不能至”，但总应该“心向往之”的。（《死在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紧接着，王彬彬也把王蒙对嵇康之信口开河与鲁迅联系起来，他说：“嵇康是鲁迅所喜爱者。鲁迅在思想、性格、文风上都颇受嵇康影响，也曾在20年间10次校勘《嵇康集》。后人妄自‘粪土’嵇康，也正用得着‘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诗。”（引文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