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知名学者对我谈起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他从周海婴的一件事，谈到了鲁迅，他说，从周海婴的为人，看到了其父的影子。我对这一话题极感兴趣，立即想到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和弟弟周作人。

先说鲁迅的祖父。1892年的除夕，鲁迅曾祖母戴氏病逝。在京城做官的周福清报了丁忧，奔丧回到绍兴。

1893年秋天，鲁迅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变故。正逢浙江乡试，主考官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殷如璋，算是熟人。除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之外，还有几家周家的亲戚参加这届考试，大家认为机会难得，便再三恳请周福清从中通关节，贿赂主考官。“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报酬。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面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甚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事情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光绪谕旨判为“斩监候”（就是说等到这年的秋后处决）的重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钦案”。后来虽未被斩，却也饱受八年牢狱之苦。估计这知府是周福清的熟人，要网开一面，“含胡了事”，周福清却不买账，硬是给顶了回去。别人也这样干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干？别人闯红灯，我为什么不能闯红灯？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死到临头，还要苦撑，斗一口恶气。

再说周作人。周作人是汉奸，这是众所周知的。抗战胜利后，南京高等法院对他的判决，他是不服的，振振有词，说他当汉奸当得有理，如果他不当汉奸，有比他更坏的人当汉奸。据说，他是唯一一个当了汉奸而不忏悔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上书周恩来、毛泽东，说自己与日本方面是“虚与委蛇”，并有“明的暗的抗争”，不是“合作”，说明自己是“敌人认为是他们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云云，找出了种种理由为自己的汉奸行为开脱，一条道走到黑，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雄辩。他的思维方式是：错，自己也错得有理。这里，周作人的德性与周福清是不是有一点相似之处？(www.daowen.com)

鲁迅的论敌可谓多矣，他一生中，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此外，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20世纪30年代“左”的暗流战……正如何满子所言，鲁迅从来就为卫道的君子们所敌视，为屠伯们所痛恨，为“死的说教者”所嫉忿，为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所疾首，为“蒙大旗作虎皮”的帮朋派友们所忌惮，也为讲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们所不满。鲁迅是左右开弓，独战众数，结果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成了孤家寡人、成了千夫所指的国民公敌。然而，将死之际，对一切怨敌依然横眉冷对，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在《死》一文中，鲁迅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好一个“一个都不宽恕”，这是活生生的喝狼奶的鲁迅的形象，是“硬骨头”精神的生动写照。

从表面上看，鲁迅和周作人是对立或对应的。鲁迅给人激愤、抑郁、肃杀的景象，周作人则给人平和、散淡、沉稳的印象。孙郁说，“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所有这一切，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或许都只是表面上的不同，属于浅层次的印象。家人之间，不同，是外在的；相同，才是本质的。作为有血缘关系的同一家族中人，他们必有本质的相似之处。从以上的事实看，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与鲁迅，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与鲁迅，他们有一个本质的共同点，那就是，为人倔强，性格属刚毅一类，都有“狗脾气”。虽然这种“狗脾气”表现在不同的地方，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承载的内涵更是不同，但在“犟”性上是一致的。

民间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知子莫如父”，为什么“莫如父”呢？因为父亲从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对儿子的了解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另一句是“相亲先看丈母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丈母娘的今天，就是你媳妇的明天，丈母娘得糖尿病，你媳妇也有患此病的极大风险。从科学上讲，这是遗传，是基因在起作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学者，从鲁迅的儿子看到了鲁迅的影子，反过来，我们从鲁迅身上，大约也可以看到他儿孙的蛛丝马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