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中国鲁迅研究会在昆明主持召开了“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阿部兼也先生向我提了一个比较“生冷”的问题。他说：“你是来自福建的，我想问鲁迅研究中一个与福建有关的问题。鲁迅离开南京的水师学堂到陆师学堂学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同住的福建人让他反感。是这样的吗？”当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对这一史实，我并不了解。但鲁迅之所以离开水师学堂，主要原因是因为学堂的腐败。鲁迅大约不会因为讨厌福建人就离开水师学堂的吧。至于说到鲁迅反感福建人，那是有的，但不是在水师学堂，而是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了。

阿部兼也先生让我回闽后再查查资料。我对他的较真精神怀有敬意。现在，学界像他这样认真地对待一件事的学者，大约不会太多吧。于是，我找了一堆书，为了这“无关紧要”的事，折腾了三五天。

鲁迅是于1898年5月，18岁的时候到南京报考江南水师学堂的，同年11月就离开水师学堂，1899年1月下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鲁迅为什么要离开江南水师学堂呢？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主观的原因是，鲁迅对所分的班不满。周启明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鲁迅因对江南水师学堂不满，并且觉得“分在管轮班”，“那就上不了舱面了”，故从该校退学。鲁迅在《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

此外，鲁迅对学校的功课也有看法，认为过于简单，一星期中有四天读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作汉文，题目陈腐。(www.daowen.com)

客观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水师学堂的腐败风气，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一所“乌烟瘴气”的学校。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提到，校中原有一个给学生学游泳的池子，因曾淹死过两个学生，早被填平，在上面造成了一座关帝庙“镇压”着那两个“淹死鬼”，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还要请一群和尚来“放焰口”。水师学堂而无学游泳的“池子”，那水师都成了旱鸭子了，这样的水师能做什么呢？大家便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学校有什么好待的呢？大家一样可想而知了。

鲁迅还提到过一件表明该校腐败的事：有一次，“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但他却把一个同学“沈钊”叫作“沈钧”，表明他并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为此，“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如此“洋务学堂”，鲁迅“总觉得不大合适”，认为它办得“乌烟瘴气”。

不仅学校当局和有的教员“乌烟瘴气”，而且，有的学生也“乌烟瘴气”。周启明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初步称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到了头班，便是老学生老资格，架子很大，对于后辈便是螃蟹式的走路，挡住去路，绝不客气了。学生如此封建，总办和监督自然更甚……”高低班学生，不但待遇优劣不同，而且高班学生还要欺侮低班学生。

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时，是不是与福建人同住？从我掌握的史料中，找不到根据。周作人在《学堂生活·宿舍的格式》一文中说到江南水师学堂的宿舍：“新生入堂……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移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相合，也会协议移动床位。”这段话说明，如果与鲁迅同住的果真是福建人，而这福建人又真的让鲁迅反感的话，也犯不着因为反感同住的人而离开学堂，完全可以“请求移居别号”，或是“协议移动床位”。

不过，鲁迅日记中还是有讨厌“闽客”——福建人的记录，但那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北京的绍兴会馆。1912年8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同年9月18日，日记记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过了两天，9月20日的日记记道：“夜雨不已。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从这三则日记看，是住在鲁迅隔壁的福建人吵得鲁迅不得安睡，鲁迅心底有气，但还是一再忍耐，到了第三回，才“出而叱之”。至于其中“骂人”的话，也仅仅是记在日记中而已。我觉得，从这几则日记看，仿佛并不足以证明鲁迅讨厌福建人，假设住在鲁迅边上的不是福建人而是别的什么人，半夜三更，如此吵闹，鲁迅不也一样讨厌吗？讨厌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不等于讨厌有这种行为的所有这一地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