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鲁迅杂文的人，认为鲁迅的后期成就超过了前期；偏爱鲁迅小说和散文的人，认为鲁迅后期倾心于杂文是一大损失——在这些人的眼里，杂文是入不了艺术的圣殿的。

鲁迅的小说、散文及学术研究较之于杂文，其成就孰高孰低？杂文是否登不了大雅之堂？写杂文而不写小说是不是一大损失？这些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晚年鲁迅本该与许多老人一样，心境渐趋平静，而他老夫子为什么愈老愈愤怒，因而有了许多愤怒的结晶——杂文呢？

只能说是迫于时势。

我们知道，鲁迅一生中有很多未完成的宏愿，似乎也可以引为他终生的憾事。据冯雪峰、许寿裳、许广平等人回忆，鲁迅曾想创作一部类似绥拉菲摩维支《铁流》这样的作品，想写关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历史小说，想写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还想著《中国字体发达史》、《中国文学史》，以及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然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他的愤怒、他的后期杂文排挤掉了。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具体言之，不论周扬、冯雪峰，还是胡适、梁实秋（梁认为鲁迅是现代五大散文家之一），都认为鲁迅是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倘若先生致力于以上计划的实施，那么文化史肯定要增色许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为鲁迅感到遗憾。

潜心创作与为时势所扰，这是长期让鲁迅感到两难的一对矛盾。身为作家和学者，却不搞创作和研究，能不苦恼吗？早在1925年，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就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那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虽然没有说“短评”不是创作，然而认为“短评”与“可贵”的“创作”不是一回事。鲁迅认为劝他不写或者少写“短评”的人是出于“好意”，并且，“我是感激的”。

尽管鲁迅骨子里也看重“创作”，然而，他还是要“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鲁迅曾说文学是战斗的，鲁迅要战斗，认为这“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到了1933年，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感叹道：“我虽也想写些创作，但像中国今天这个样子，总觉得不行。最近适应社会的需要，写了些短评，因此更不自由了，但时势所迫，也无可如何。”写短评不仅与搞创作有区别，而且还要付出“更不自由”的代价，然而“也无可如何”。鲁迅毕竟是鲁迅，无可如何，仍要战斗。鲁迅死于1936年，1935年他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时他已不是一般地感激某些人的好意了，他不仅不领受“好意”，而且对“好意”之类举起了他所特有的“匕首和投枪”。他说——

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法。

……

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创作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都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没有想到。（《且介亭杂文二集》）(www.daowen.com)

鲁迅的责任感就在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成为托尔斯泰，怎样不朽，而是对“时势”、对当时中国命运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忱。当年中国，“万家墨面没蒿莱”；当年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如此大海一样广阔的胸怀，如此深远的忧患意识，是那些躲在象牙之塔的雅士们和绅士们所不可理解的——比如梁实秋，他可以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在他的雅舍里不动声色地谈女人，谈喝茶。

鲁迅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样多闲工夫，来玩赏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又说：“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在社会责任与自我才华的发挥发生了矛盾的时候，鲁迅选择了前者。如此选择是一切杰出的人和平凡的人的共同的自然选择。祖国蒙难，有如母亲病危，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有什么比关心祖国的命运还要重要的事情？而祖国挣脱了封建专制，就有了孕育一切天才的土壤。鲁迅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才华，用自己的愤怒鞭挞旧中国，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血红的黎明。

如此选择的，绝不仅仅是鲁迅。一切伟大的心灵，就像一切平凡的心灵一样，总是相通的。美国电影《一曲难忘》表现了波兰音乐家肖邦的生平。肖邦作为一个音乐天才在巴黎立足并名震欧洲，著名女作家乔治·桑起了很大作用。她给了他最初的掌声和热烈的恋情。她还把他安顿在自己的岛上别墅中，让他静心创作，发挥稀世之才。但就在这时，肖邦的祖国波兰因外族侵略掀起了爱国运动。他的乡亲、老师、早年的恋人都要拉他投入爱国斗争，借他的名望来产生积极的影响。乔治·桑反对肖邦这样做，因为她确认他是世界音乐史上最珍贵的天才之一，为人类提供最优美的乐曲才是他崇高的人生职责。几经矛盾，肖邦离开了乔治·桑，投入了爱国斗争。他不停地到各大城市演奏，以所得钱款支援爱国者，结果很快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爱国者把肖邦的死讯告诉乔治·桑，要她参加追悼会，但遭拒绝。她流着眼泪说：“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世界永远失去了一个天才！”当然，以个人而言，乔治·桑是无可非议的。我一点也不怀疑她对艺术的真诚。然而，她毕竟不是波兰人，波兰不是她的祖国。祖国在苦难中，肖邦的乐曲可以流淌着欢乐吗？

胡适是主张“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主张整理国故、踱进研究室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胡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终于走出了研究室，出使西方，为国难奔走呼号，赢得国内外一片喝彩。胡适尚且也有“迫于时势”的时候，更遑论青年时代就心存“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

事实上，不仅鲁迅的小说散文等是杰出的，鲁迅的杂文也是不朽的。可是，鲁迅的原意，是希望他这一类“迫于时势”的文字“速朽”，鲁迅说：

……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

鲁迅的“浅薄”之作还有人阅读，说明鲁迅所抨击的时弊尚在，说明中国并无大的或是根本的改变。鲁迅“迫于时势”之作的不朽，是鲁迅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是中国的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