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文艺政策”》一文中，梁实秋挖苦普罗文学运动只有运动，没有货色。叫人们“拿货色来看”，他说：

普罗文学运动闹得起劲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拿货色来看！”凡是文艺运动，不能单有运动而无文艺。如果那样，岂不成了鲁迅先生所讥诮的“空头文学”？但是当我要看货色的时候，普罗文学家愕然之后徐徐的辩道：“你这个要求是恶意的！普罗文学方在生长中，在这时候不该有这样无理的要求！”又有人说“听听你这口吻，‘看货色！’真不脱离商人资本家的气息！”我没有再理会。普罗文学随后奉命歇业，始终也没有拿出货色给我们看。我提这一段旧事，只要说明一点，凡属文艺运动这一类的事，不能预先从理论入手，必须先有具体的在艺术上成功的作品来奠定基础，才不致落空。（载1942年10月20日《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另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所谓“普罗文学”，乃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也可以说是站在劳苦大众立场的平民文学。

一个“闹”字，写尽了梁实秋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蔑视。我们不能说梁实秋说的全无道理，他的见解有的地方与鲁迅是相似的。鼓吹“普罗文学”的许多人，如“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左联”时期的周扬、狄克（张春桥）等人，就是只会炮制所谓理论、高喊口号，拿不出“货色”，被鲁迅称为“左而不作”的“呆鸟”；当“四条汉子”盛气凌人的时候，鲁迅对他们是深为不满的，斥之为“手执皮鞭”，“乱打苦工”，“取了工头的立场”的“奴隶总管”，鲁迅当然“深恶之”。他们“左”而不作，并无创作实绩。搞文艺是手段，搞政治才是目的，而他们的政治，又有不少是“无聊的纠纷”，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信）总之，“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信）鲁迅是很瞧不起他们的，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梁实秋的“闹”字与鲁迅的“呆鸟”说，真是相映成趣，让我生生看清了“呆鸟”的“胡闹”。

在梁实秋那里，仿佛左翼文坛对他的“拿货色来看”无以回应，只好用“有人”之口说普罗文学方在生长中。请注意，梁实秋这里用的是笼统的无处可查的“有人”。“有人”是谁呢？他并没有言明。因此，我只能将其看作是梁实秋的自问自答了，是一位“莫须有先生”。在梁实秋眼里，普罗文学还真是没有“货色”了。

虽然鲁迅也反对“左而不作”的“呆鸟”，但鲁迅与梁实秋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普罗文学”没有“货色”。在我看来，“普罗文学”就是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情怀的平民文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创作就是“普罗文学”的实绩之一，虽然它们绝对不是“普罗”理论家提倡的结果。鲁迅对劳苦大众“哀其不幸，痛其不争”，为我们描绘了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下层的阿Q、祥林嫂们的被欺凌与受侮辱的群体形象，难道这不是“货色”吗？此外，鲁迅高度肯定《子夜》取得的成就，《子夜》和“农村三部曲”应该算是“货色”吧？叶紫的《丰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艾青的《大堰河》、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等，这些如梁实秋所说“具有普遍的同情心”的作品，这些对劳苦大众深切关爱的作品，虽然有的发表在梁实秋有以上高论之前，有的发表在之后，但它们有的就是“普罗文学”，有的是与“普罗文学”有一样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它们算不算一种“货色”呢？

我清楚记得，《鲁迅研究月刊》上曾登一则小品，乃身边人记述宋美龄的一次谈话，大意是，宋美龄看了不少左翼文学作品，她曾感叹“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好作家”。具有人文情怀的反映民间疾苦的平民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主潮。固然有平民文学之外的文学，比如周作人的小品文，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徐志摩的那些诗，张爱玲的那些小说，钱钟书的《围城》……但与形成主潮的平民文学对比，确实是好作家、好作品不多的。即便那些资产阶级作家或是有贵族习气的作家，也往往在某一时期某些作品中，具有平民情怀，胡适的《人力车夫》其感情取向与鲁迅的《一件小事》近，林语堂早期的杂文与鲁迅杂文一样具有战斗性。

其实，属梁实秋说的“文艺运动”这类事，也不只是“普罗文学”。一党独裁的国民党的宣传部导演的“文艺运动”也不在少数，与“普罗文学”运动几乎并行的还有用宣传部力量推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要说拿货色，“民族主义文艺”就更拿不出“货色”了，他们只出版一些除了国民党宣传部官员要看以外“谁都不要看的刊物”，属于“残酷的白色恐怖”之外的“无耻的麻醉欺骗”之类［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载1931年9月13日《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被鲁迅讥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宠犬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就是说，是向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摇尾乞怜或献媚的文学。而且，“民族主义文艺”是国民党宣传部针对“普罗文学”的一次策划，甚至是一场战役。然而，对此，梁实秋一言不发，也不叫他们拿“货色”。我不会像梁实秋暗示鲁迅等左翼作家暗地拿卢布一样，说梁实秋受雇于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宣传部。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独立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成为极权政权的帮凶呢？连帮闲都不是。我一向以为，正人君子们总是公正持平的，但是，我小有不满的是，梁实秋在“宣传部文学”与“普罗文学”之间，怎么就选择了指责“普罗文学”呢？正人君子的公正应该是两边都不指责，因为那似乎都不是文学；或者，两边都指责，所谓各打五十大板。只打一边，只叫“普罗文学”“拿货色来看”，第一，我知道了梁实秋要的是什么货色；第二，我看出了天生有贵族气的梁实秋骨子里的软弱；第三，我怀疑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独立知识分子是不会自觉成为一党独裁的极权统治者的“帮闲”的，是不会不向“宣传部文学”要“货色”，而只向平民的“普罗文学”要“货色”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鲁迅“乏走狗”的“乏”字的深刻内涵——什么“货色”！

其实，有没有“货色”对梁实秋来说是无所谓的，即便有“货色”吧，梁实秋对这些“货色”也是视而不见的。好不容易读了与他同属“新月派”也是“英美派”的胡大哥的《人力车夫》，本来，胡适是他的“自家人”吧，他最好应该闭嘴。可是，自家人怎么会说这样不高贵的话呢？怎么会和人力车夫搅在一起呢？他还要对事不对人地提出批评。他的神情依然是充满了轻视甚至是蔑视，“张口人力车夫，闭口人力车夫”。然而，人力车夫就是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不说他的“雅舍”里的东东，我们从梁实秋的读书札记中，基本上看不到他对反映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的正视，有的也只是对“纯文学”的把玩，关注的是“莎翁夫人”，还有猫啊，熊掌啊，酒壶啊，金缕衣啊，诸如此类。(www.daowen.com)

梁实秋的这种情趣，是他留学西方的结果吗？不是的。西方文学固然有被贵族化了的莎士比亚之类，但更有平民文学，劳苦大众的文学。梁实秋是熟悉英国文学的，他写过《英国文学史》。梁实秋的眼睛盯着已经被贵族化了的莎士比亚，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时也看到英国文学史上的反映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平民文学？伊丽莎白·巴雷特·布郎宁写的《孩子们的哭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童工劳动的悲惨场面，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令人不忍卒读。狄更斯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色彩，反映了劳动群众对自身苦难处境和社会现实的不满，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他以手中犀利的笔揭露统治阶级。他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的理解逐步加深。他坚信未来是属于劳动者的。狄更斯最初的现实主义小说是1837年开始在报上连载的《匹克威克外传》，作品揭露当时英国社会的黑暗。1838年发表的《雾都孤儿》，1839年发表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1841年发表的《老古玩店》都是社会小说，反映重大社会内容，展现社会底层痛苦不堪的生活状况，揭露资产阶级披着慈善外衣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无情地嘲弄他们的贪婪和虚伪。此外，还有萨克雷，还有萧伯纳等等。所有这些，是高贵的集英国绅士与中国士大夫于一身的正人君子、“白猫王子”梁实秋所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的。

梁实秋一生的趣味，与西方世界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有相当的距离，与“普罗文学”那是天上地下。终其一生，他是以贵族的趣味经营着他的贵族文学。如果要勉强取一个标识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先叫“雅舍文学”吧。梁实秋粪土“普罗文学”，那么，他们的“雅舍文学”有什么“货色”呢？能不能也拿出一些“货色”来瞻仰一下？说起来，“雅舍文学”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作代表作以外，以非无产阶级文学为宽泛的标准，似乎也难举例一二。徐志摩的趣味是与梁实秋相投的，此外，便是陈西滢吧，也没有梁实秋那样的“贵族化”，《西滢闲话》中有的忧愤，比如那篇《参战》，其情怀与鲁迅近，也是要让雅舍中人瞠目结舌的。至于胡适，上面说了，他的《人力车夫》就已经让梁实秋多有微词了，好在他们同是“英美派”，要是从鲁迅口中说出胡适的话“中国不亡，天理难容”，梁实秋不口诛笔伐，那才叫活见鬼了！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从世界文学的高度看问题，中国的“普罗文学”的“货色”除鲁迅之外，可能大多属于一般性的成就；可是，“普罗文学”之外的“雅舍文学”，就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货色”了，就更寒碜了。

表现劳苦大众状况、有着“普罗”情怀的文学，如果以鲁迅的《呐喊》、《彷徨》为代表，或是为象征的话，那么，代表了高等华人情怀的“雅舍文学”的《雅舍小品》，到底伟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认真拜读了《雅舍小品》中的三十四篇作品，应该承认，语言是有特色的，就像钱钟书的文章不时夹一点“豆芽菜”（外文）一样，梁实秋的大白话中不时插进一些文言名句，仿佛当代的公寓房中有一两件真假难辨的古董摆设在那里，很像当下的高考状元作文。然而，梁实秋比高考状元们聪明，没有硬塞进去的感觉，而相对显得自然，因而也多了一些古趣。至于篇章结构，多是东拉西扯，有时还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所阐述的道理，多与少妇们的见解不差上下，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属于“小女子文学”。由此，我也理解了冰心所言“梁实秋是一朵花”的精确与深刻含义。如果有人不信，如果有人要批驳我，我可以拿几篇《雅舍小品》中的文章作具体分析，来印证我以上的观点。此时此刻，我还暂时不想做这样无聊的文章。至于《雅舍小品》之后的文章，“续集”、“三集”、“四集”之类，就更不值一提了，我随手翻出一两篇吧，比如那篇《华盛顿首府》，主体的内容，不就是抄了一遍《现代“双城记”》的导游词吗？他还有不少文章，翻译一首英诗，介绍几句作者情况，再加几句对这首诗的内容提要式的评价，就是一篇大作了。诸如此类的文章还不在少数哩！从前，我对称王蒙为“大师”还有一点不以为然，现在看了“大师”梁实秋的“货色”，我对王蒙大师是彻底信服了。在出版界，有一级编审、二级编审，套过来，我看，王蒙如果是一级大师的话，我亲爱的“白猫王子”梁实秋先生还只能是三级大师——好歹也是一个大师。

与上面说的鲁迅反对“左而不作”一样，鲁迅认为，之所以叫“文人”，是要以文立世的（也就是梁实秋所说的以“货色”行世）。他对“文人无文”的现象，多有批评：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伪自由书·文人无文》）

鲁迅这些话，绝对不是针对梁实秋的，但鲁迅说的“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倒容易让梁实秋对号入座。梁实秋算是“有文”的，但诸如此类的文，在鲁迅看来是不算什么的，倒更接近于“无文”。

我还要顺便一说的是，梁实秋的写作属于“私人化写作”，极具自叙传色彩。在现代作家中，有此文学追求的不在少数，比如，写小说的有郁达夫，写散文的有丰子恺等等。梁实秋的小品文章与丰子恺的更具有可比性，他们都是“私人化写作”，但我以为，虽然他的名声可能比丰子恺大，但成就远在丰子恺之下，别的不说，丰子恺作品中的护生情怀、悲悯情怀，是梁实秋所少有的，梁实秋有的只是细瓷般的生冷，除了供有钱人、闲人和贵妇人把玩外，是否具有活的灵魂和热的血性，我怀疑。

还是用梁实秋的话作结吧：“拿货色来看”——可是，看来看去，梁雅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