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需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偶失注意，遂有婴儿”

鲁迅和许广平本意是不要孩子的，他们之有子嗣是出乎意料的。鲁迅在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身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一个人，为了不停息地工作，却要绝后顾之忧，牺牲养育子嗣的权利，这又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

所谓后顾之忧，首先是抚养和教育经费的问题，也还有为此而耗费的心力和体力的问题，在致母亲的信，致萧军、萧红的信，致增田涉的信和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鲁迅大量地谈到“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应有许多麻烦”，妨碍写作和学习。鲁迅认为孩子看看是可爱的，养起来却十分烦难。

所谓后顾之忧，还有就是株连了，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容不得辛辣的社会批评家的。正人君子者流总是觉得他可恶，因而千方百计给以种种攻击，这攻击有时候又要牵连子嗣，当鲁迅没有孩子的时候，曾有人说，这是他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这也是中国人相当普遍的传统咒骂，“断子绝孙的阿Q”就是精彩的一笔。可是，当鲁迅有了孩子，却又并不证明是“善报”。这时候《鲁迅大开汤饼会》之类的诬蔑，此起彼伏，鲁迅曾愤怒地指出，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他“一同被喷满了血污”。尤其当特务加紧迫害，欲追索鲁迅的时候，鲁迅则更需要“挈妇将雏”，离家避难。鲁迅不要子嗣的观念，完全是在旧中国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2.海婴的居室

鲁迅对孩子是十分怜爱的，他说：“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倘何言哉。”对于海婴的居室，鲁迅所做到的，“总是拣最风凉的给小孩睡。冬天，也生起火炉来，海婴卧室一只，鲁迅叨光有一只”。（1929年5月23日致许广平信）在给日本朋友的信中，鲁迅多次谈到寓所朝北，阳光照不进屋，对孩子不适宜，以致常生病。1933年4月19日，鲁迅写信给内山嘉吉先生，“我们原来的房子朝北，对孩子不适宜，已在一周前迁至施高塔路”，即大陆新村九号。两个多月后，鲁迅高兴地告诉山本初枝夫人：“搬家后孩子似乎很好，很活泼，肤色也变黑了。”在给母亲的信里，鲁迅也说：“因为搬了房子，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间去，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

3.“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鲁迅在《风筝》中，深刻地表现了两种儿童观的对立：一种是传统儿童观，把游戏和玩具看作“没有出息孩子的玩艺”；一种是西方先进的儿童观，肯定“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一生中对中国传统的要求孩子“少年老成”、“听话”、“驯良”之类，曾一再为文进行具体分析，而赞赏符合儿童天性的教育观和方法。

在《难行和不信》中，他指出：“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鲁迅也正是这样抚育海婴的。他给朋友的信，特别是给增田涉和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经常的内容就是谢谢他们送给海婴的玩具，并生动地描绘过海婴对待玩具的态度。

4.鞭打与体罚

鲁迅反对小学教师鞭打儿童，但有时他也会对海婴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的时候，但直至他死，也不过寥寥可数的不多几次，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很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

“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这时候做父亲的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之状，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这宽容，小孩子容易体察，立刻胆子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是要看究竟纸里边包藏着什么东西用来打他。看到的是空的，这种探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先生笑起来。紧跟着父子之间融融洽洽的聚会，海婴也会比较小心拘谨一阵子。

有时海婴也会发表一些“高见”，他说：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他，买一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以为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能够买东西做感化工作，这容易办到吗？鲁迅笑了。

5.孩子的干扰

有时鲁迅正在工作，海婴跑来玩。鲁迅是板起脸孔叫他出去吗？不是的。就是再忙，他也会放下笔来敷衍几句，然后再叫许广平领他出去玩。有一回。鲁迅正写到一半，海婴来了，看到他还未放下笔，出乎意外地在笔头上一折，纸上立刻一大块墨。他虽则爱惜他的文字，但并不发怒，放下笔，说：“唔，你真可恶。”海婴飞快地逃开了。(www.daowen.com)

海婴喜欢拿起笔来乱涂乱画。鲁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的，不肯抛弃小小一张纸，即便是包东西回来的纸张，也必摊开折好积存起来。包扎的绳子也一样，一束一束地卷好，放起，遇到需要时可以用。但对于海婴索取纸张，就是他最喜欢的，给他乱涂，也是满心愿意的。有时许广平可惜起来了，以为小孩无知，应该晓谕，不要让他随便糟蹋。但鲁迅更珍惜的是儿童时代的求知心情，对海婴总是多方满足。

海婴在鲁迅身边玩得差不多的时候，许广平会叫海婴走开，免得误了鲁迅的工作，鲁迅常常说：“不要紧的，让他多玩一歇罢。”或者说：“他玩得正高兴，不肯走的，让他在那里，横竖我不做什么。”许广平是很矛盾的，她说：“在同小孩玩的时候他是高兴的，我又不敢打断他们的兴致——再把小孩叫开，但是走后他马上又珍惜时间的浪费，他是这样的克制着，为了和爱子周旋都觉得太过长久了。这便使得我在彷徨无主中度着日常的生活。”（《许广平忆鲁迅·鲁迅与海婴》）

6.性教育

对于孩子的性教育，在鲁迅看来这是极平凡的事，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他们夫妻并不禁止海婴走出走进。许广平说：“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到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他就对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

鲁迅平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作为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这也正是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满口道学，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遍的用物，也会遐想不已的讽刺。鲁迅认为，这种变态心理的矫正，必须从孩子时代开始。

7.死与遗嘱

许广平回忆了鲁迅和海婴之间的这样一段谈话：

“爸爸，人人是那能死脱的呢？”

“是老了，生病医不好的死了的。”

“是不是侬先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

“是的。”

“那么侬死了这些书那能办呢？”

“送给你好吗？要不要呢？”

“不过这许多书那能看得完呢？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怎么办呢？”

“那么你随便送给别人好吗？”

“好的。”

“爸爸，你如果死了，那些衣裳怎么办呢？”

“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

“好的。”

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也谈了这么一件事：

“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鲁迅与海婴》）在中国，父为子纲，即使所谓“百无禁忌”的童言，居然议论起父亲的死后，也是严厉禁止的，即使不以为这是“不祥”，也会看作严重的失礼，轻则会受到呵责，如果因此挨一顿揍，也不会认为过火的。而鲁迅则是平心静气地交谈，其实是给予认真的教育。这表明，在五伦中处于第二位的父子关系问题上，鲁迅完全没有封建礼教的观念，完全没有封建迷信的观念，对于儿子，除了担负抚养教育的义务以外，没有丝毫的“父权”的要求，而只有真诚的“爱”。

鲁迅对于子嗣的爱，出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以身为幼者和弱者的子嗣为本位，一是充满了利他主义的精神，以科学的、理性的、最富有人情的态度对待未来的生命或生命的发展。

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且介亭杂文末篇·死》）

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中对这一条遗嘱有过很深刻的评论，他说：“这条遗嘱在文艺界是非常有名的。循名责实，人们相约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着重在‘空头’二字。”他深入地分析道：“我相信，鲁迅多半是想到了自己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吧？这种影响是有可能给予子嗣以某种荫庇的。这种荫庇，不来自世袭的权势，而来自‘父荣子贵’的封建主义传统，彻底否定这个传统，依靠自己，像千千万万劳动者及其子嗣一样，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很值得我们现在教育子女时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