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曾错怪梁实秋。

1929年10月，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8期上发表《“不满现状”，便怎样呢？》一文，说鲁迅“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对此，鲁迅写了《“好政府主义”》一文，予以批驳。鲁迅在驳斥了梁实秋的主要观点后，也捎带一枪，挖苦了梁实秋：“‘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二心集》）鲁迅把“褒贬”一词分作“褒”和“贬”了。若是拆开来理解，梁实秋的话当然不通。这里，鲁迅的情绪化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梁实秋不会弱智到这等程度；即使真碰上一二硬伤吧（梁实秋文章可删可改之处不是没有，甚至可说是不在少数，我随手翻《梁实秋读书札记》一书中《莎士比亚与性》一文，其中有“朱生豪先生译《莎士比亚全集》把这些部分几乎完全删去”这样的句子，所谓“这些部分”，是指性描写，这是重叠，或是“这些”，或是“这部分”就可以了。这样的例子不好多举，多举就无聊了），似也应以平常心视之。不过，事情虽小，我倒也看出了事情之外——鲁迅对梁实秋是充满蔑视的。

过了半个世纪，台湾学者陈之藩在《褒贬与恩仇》一文中，为梁实秋的“褒贬”辩护，他说：

50年前吧，文化界有一很著名的官司。就是现在还在台湾已80岁的梁实秋先生与左派自封自命的大宗师鲁迅打笔仗。在笔仗中，梁先生说了一句：“把某一件事褒贬得一文也不值。”

鲁迅抓住辫子不放，用像匕首一样锋利的词句闪电式的向梁先生劈过来：“你梁实秋，究竟是在说‘褒’，还是说‘贬’？褒是褒，贬是贬，什么叫做褒贬得一文也不值？”

梁先生竟然无词以对，只解释说，北京城里大家所说的褒贬，都是贬的意思，并没有褒的意味。

陈之藩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翻出半个世纪前的旧案，是因为陈氏偶然看到了鲁迅的诗句中有“相逢一笑泯恩仇”

一句。梁实秋说他所说的“褒贬”只有“贬”而无“褒”义，但没做出合理的解释，结果被鲁迅搞得很尴尬。而今陈之藩见到鲁迅自己也有这种写法，所谓“泯恩仇”，说的是“泯仇”，没有“泯恩”之义，犯的正是与梁实秋同样的“错误”。所以，陈之藩看到这句诗后不禁“哈哈大笑，特别申明是替梁先生笑的”。说法有点夸张，有细节上的“小说作法”，感情色彩也显而易见。考虑到梁实秋当时被捧为台湾学界的“大师”，而鲁迅的作品则成了禁书，对陈之藩抓了一根稻草“褒”梁“贬”鲁，似亦可理解。在此，洒家也学着陈之藩“哈哈大笑”一下。

应该说，陈之藩是从现象到现象。沈谦先生在《修辞学》（台湾空中大学1996年印行）一书，引用鲁、梁“褒贬”为例，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沈谦认为，陈之藩“真正的问题症结并未彻底解开：为何‘褒贬’只有‘贬’的意思，‘恩仇’就没有‘恩’的意味呢？”有不甚明了之处。究其原因，是他们缺少必要的词汇学常识和修辞学常识。吴礼权先生在《鲁迅与梁实秋的尴尬》一文中，从词汇学的层面对问题进行了探讨，“褒贬”只有“贬”义而无“褒”义，“恩仇”只有“仇”义而无“恩”义，与“国家”只取“国”义而无“家”义，“窗户”只指“窗”不指“户”（门），情况是一样的。

这是汉语词汇中的特殊一类，叫作“偏义复词”。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七“通鉴注”条曾明确说过：“愚谓爱憎，憎也。言憎而并及爱。古人之辞，宽缓不迫故也。”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因此以及彼例”条也说：“此皆因此及彼之辞，古书往往有之。《礼记·文王世子篇》：‘养老幼于东序’，因老而及幼，非谓养老兼养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车马’，因车而及马，非谓造车兼造马也。”虽然顾氏和俞氏都未能讲出学理，而只是以“古人之辞，宽缓不迫故也”、“古书往往有之”之类的含混之辞一笔带过，但他们已经确切地指出了古代汉语客观存在的这种“偏义复词”事实。从修辞学的层面上看，这是一种“配字”修辞手法，它的作用是可以使音节和谐。如果不配一个不取义的字，就不能使音节偶化，单字只语不能企及音韵和谐的表达效果。

毕竟是修辞学家，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其实，陈之藩对“褒贬”公案，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梁实秋并非像他说的那样“竟然无词以对”。对于鲁迅的“褒贬”，梁实秋是不服气的。鲁迅死后，他终于报了一箭之仇。1941年11月27日他在重庆《中央日报》第4卷第16期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他说：“我指陈鲁迅先生的硬译之不通，他虽然没有回答，但是他在另一场合报复了。我说：‘你把别人的主张都褒贬得一文不值，你自己主张什么呢？’他说：‘褒是褒，贬是贬，连着当作一动词，而做贬解，便是不通。’我不再分辩……”为了说明自己的不错，梁实秋举了《红楼梦》第三十八回中的句子“分辩”道：“黛玉笑道，‘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宝玉笑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说不能做了，还褒贬人！’”之后，梁实秋也挖苦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云云，并说，“曹雪芹先生正是和我一样的不通”。(www.daowen.com)

鲁迅的“褒贬”是报复梁实秋的“硬译”？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哪对哪啊，完全是不着调，瞎褒贬。关于“硬译”问题，我将有另文说明，此不多言。

像梁实秋这一派文人，都是声称比较绅士、比较宽容、比较不计前嫌的。我要声明的是，不只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主要是读他们的文章多了，我是比较不相信梁实秋们的绅士，比较不相信梁实秋们的宽容，比较不相信梁实秋们的不计前嫌。我不相信。他们是这样一派人物，比较在乎自己的绅士招牌，整天拿捏着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他们是在公众面前的正人君子，所以，自己的言论应该正人君子一点。如果说，梁实秋20世纪40年代还“褒贬”鲁迅一番，是因为鲁迅才死五年，梁也还年轻气盛的话，到了20世纪70年代，梁实秋仍然对鲁迅耿耿于怀，那么，他的绅士之类的招牌，恐怕也就只是招牌了。在《梁实秋读书笔记》一书中有一篇写于70年代的文章叫《复词偏义》，通篇讲的是与沈谦等人一样的见解。梁罗列的例子与沈等稍有不同，但梁也用了《日知录》的例。当然，梁实秋还是有所发现的，沈谦及语文学界的一般提法是“偏义复词”，梁实秋却是“复词偏义”。

事实是，《复词偏义》只是一篇阐述“偏义复词”的说明文。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什么特出的话，那就是蕴含着历史信息与梁实秋憋闷胸中数十年的“气”。他再次引用了1941年他举过的《红楼梦》中“褒贬”的例子，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斥之为‘不通’也未尝不可；不过语言文字的形成时常有不合逻辑的地方，约定俗成，大家都这样沿用，我们也只好承认其为一格。析理过细，反倒像是吹毛求疵。”文字酸不溜丢，对熟知鲁、梁恩怨的人来说，剑锋所指，不言自明。

我怀疑梁实秋是在看了沈谦的文字以后，才写了这篇《复词偏义》的，但沈书却是出版在梁实秋去世之后。不过，这也不难解，沈书中的文章会不会单篇或局部先在报刊刊发？也难说。如果梁实秋1941年就知道“偏义复词”，那么，看他的秉性，1941年的文章中肯定会有所表现，却没有；如果他知道了“偏义复词”，20世纪40年代抨击鲁迅时没有言明，又何必在20世纪70年代写这样一篇除了泄怨以外没有任何价值的文章呢——关于“偏义复词”的说明文已经太多太多了。不过，这无关宏旨，属想到写来而已。

鲁迅不是省油的灯，抓住“褒贬”二字加以褒贬，如果梁实秋暗自窃笑，不加褒贬，倒有了正人君子的风范。你一枪我一剑，褒来贬去，40年代来一下，70年代再来一下，梁实秋这灯也不省油。文人终究是文人。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撇开他们当年的意气之争了。我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它对褒贬也有两条释义。一条是“评论好坏”，比如，“褒贬人物”、“不加褒贬”、“一字褒贬”等。这一条与鲁迅所理解的不识褒贬之类意思相近。另一条是“批评缺点，指责”。比如，“他在背地褒贬人”等。梁实秋用的就是这个“褒贬”。一词二义，鲁迅只取其一，如此而已。

名人错怪名人的事并不鲜见，我试举一例：

施蛰存在谈到“中国人的语文水平某些方面实在是每况愈下”时，先是批评了大街上的招牌、出版的书报刊错别字比比皆是。接着，“逮”着了张中行，他说：“就连大教授、大作家张中行先生，其书中竟然也将‘片段’的‘段’字误写成‘断’字，张中行先生尚且‘断段’不分，遑论后生青年们！”（朱健国：《施蛰存的长寿之道》）

我觉得施蛰存的“片段”非“片断”说似乎未必确切，于是，先在电脑上敲了一下，说来巧了，用五笔敲词组，居然既有“片段”也有“片断”。我又查了《现代汉语词典》，“片段”是这么注释的：“整体当中的一段（多指文章、小说、戏剧、生活、经历等）。也作片断。”“片断”的释义是：“同‘片段’。零碎；不完整。”词典举了两个例，如“片断经验”、“片断的社会现象”。从两条注释看，一是，它们相“同”，都可以用；二是，若求精确，在涉及文章之类的时候，用“片段”比用“片断”要好。如此看来，施蛰存是错怪了张中行了。

当然，施蛰存是世纪老人，也许在白话文运动的早期，只用“片段”而不用“片断”？是他用习惯了？也未可知。

诸如此类的事甚多，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似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过了几十年还要耿耿于怀——耿耿于怀了，还要声称“我不再分辩”、“我不生气”……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