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斗士。他在《狂人日记》里，把写满“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中国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坟·灯下漫笔》）具体到“父为子纲”，鲁迅指出：“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父亲，也就是传统礼教的具体附丽者、实行者，因而也是吃人者。继而，鲁迅担心，“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他们为父之后，是不是也要“吃人”呢？于是，鲁迅发出了“天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鲁迅向着旷野的黑夜呼喊：“救救孩子……”怎么救呢？

办法之一，就是变父母本位为孩子本位，变单一方面孩子无条件地对父母的“孝”为彼此的“爱”。

父母本位论者，认为父母生了儿女，他是儿女的债主、恩人，所以儿女尽孝、不违，是天经地义的。鲁迅则指出：“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任何儿女，都不是他要求父母生出他的。他们是父母寻欢作乐的结果，父母自然要尽抚养的责任；任何父母，也都不是自己长大的，自己被别人抚养大，现在轮到你抚养别人了，你就成了别人的债主？成了施恩于儿女的人？所以鲁迅说：“‘父子之间没有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都很轻。”鲁迅甚至把人与动物作了对比，认为中国的那种“施恩”与“尽孝”的思想，甚至连动物都不如。他说：“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予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的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男人的进化》）鲁迅是主张牺牲自己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这样看来，鲁迅在反对“吃人”的旧文化、旧传统中，也否认了对父母“无违”的孝道。鲁迅是矛盾的。由于鲁迅激烈地反传统，而被某些国粹家所痛恨，他们以传统美德维护者、爱国者自居，说鲁迅是“汉奸”，请鲁迅“搬出中国去”。

可是，鲁迅对孝道等的抨击，只是观念上的解放。具体到行动上，他却是一个地道的贤孙孝子。他说，一说到批孝，想到的就是“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这是某些国粹家故意的歪曲和中伤。鲁迅的行为，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考察鲁迅的生平事迹，却发现鲁迅是个“言行不一”之人。

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介绍，鲁迅的祖母、父亲去世时，鲁迅都披麻戴孝，又跪又叩，甚至饭前，还要烧香，“我的大哥代替我的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了。他在火锅上来以后，就拿起香来点着，开始上香，我们就跟他跪拜行礼了。”这样一个鲁迅，与以上所介绍的激烈反传统的鲁迅，相去何止霄壤！(www.daowen.com)

鲁迅的尽孝，也到了“无违”的程度。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鲁迅接受了母亲的“礼物”——他和朱安的婚姻。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定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育养大的，不识字。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

鲁迅要求退婚，母亲不允。1906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忙赶回，可是母亲并没有病，是诓他回来完婚的。无奈，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上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可是，鲁迅一生中与朱安并没有同房，始终是名义夫妻。鲁迅曾做过解释，他为什么承受了这种荒唐的婚姻呢？一是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了个人的幸福。一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鲁迅在《我要骗人》一文中写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为什么呢？他说：“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鲁迅克己奉母，不愿拂逆母亲，不愿看到母亲失望的样子，可谓至孝。然而，代价是付出了一生的幸福。鲁迅在婚后的绝望中对挚友倾诉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母亲包办了鲁迅的婚姻，给他带来了长久的痛苦，他也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周建人说：鲁迅“对婚姻虽然失望，但他丝毫也没有责备母亲，对她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既亲切又尊重，有什么事情总愿意和母亲说说”。（《鲁迅故家的败落》）

所有这一切，若是把鲁迅仅仅理解成一个分裂的人、矛盾的人，一个言行不一的人，那就不免失之于浅薄。其实，鲁迅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负重前行的勇敢的挑夫，是一个忘我的对老人采用老办法，对新人采用新办法的牺牲者。鲁迅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因袭着历史的重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担呢？鲁迅后来苦叹道：“一个担子，挑的是一老一少，怎么办呢？”（《书信·350313·致萧军、萧红》）这一老一少，老的是母亲，象征过去，象征传统的旧生活；这少，是孩子，象征未来，象征新的生活。鲁迅深知，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害了他，害了朱安一生的幸福，但他“无违”，因为他知道母亲是无法改变的，他不想伤害母亲的心。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他激烈的反传统的思想是矛盾的，而只能成为他在观念上之所以痛恨旧传统的根据。这足以证明鲁迅的爱心是多么博大！他只是想着别人。他不仅为孩子牺牲，也为老人牺牲。他“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改革，从自己开始！

写到这，我的眼前分明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肩着黑暗闸门者的形象。他的背后，是无垠的黑暗；他的前面，是万道金光——这是一个不逊色于开天辟地之盘古的悲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