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的鲁迅，自然生活在中国人之中。知识分子如孔乙己，劳苦大众似阿Q，女人不是祥林嫂便如单四嫂子；至于革命者，一腔热血，也只是成了愚者疗病的人血馒头……鲁迅眼里看到的是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看到的是中国人虚伪，自私，冷血，有时甚至凶残。鲁迅说：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中国人。很大程度上，鲁迅是绝望于中国的遗老遗少和正人君子，绝望于劳苦大众的愚昧和麻木。所以，走异地，寻异路，去寻找别样的人们。

哪怕到了异国他乡，也还是被丑陋的中国人包围着。留学生，应该是社会精英吧，可是，骨子里遗传的还是民族的基因。在《范爱农》中，留学生抵横滨，被关吏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让鲁迅有“这些鸟男人”之叹。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吴稚晖唾沫四溅地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鲁迅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所看到的清国留学生的性状是这样的：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鲁迅挖苦他们“实在标致极了”；一到傍晚，就有人来中国留学生会馆学跳舞，把地板弄得“咚咚咚”地震天响；还有的人并不读书，只是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这些中国人，把国内的腐朽没落、不学无术的风气带到了东京，与许多这样的中国人打交道，这不能不使他厌倦。“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鲁迅要躲避中国人，他似乎要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去。

周作人有一段话是颇让人沉吟的：“鲁迅在东京看厌了清国留学生，便决计离开那里，到日本东北方面的仙台，进医学专门学校去。……本来在去东京不远的千叶市，也有医学专门学校，是同样的组织，但是里边有些中国留学生，他觉得有戒心，便索性走得远一点，到奥羽地方去吧，虽然天气是冷得很。”（《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仙台》）鲁迅也写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中国人喜欢群居，特别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鲁迅则不然，他实在太讨厌中国人了——这一点，鲁迅甚至是“五十年不变”，到了晚年，他有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愤恨——为了躲避中国人，他宁可走得远远的，宁可忍受天寒地冻的每日每夜。

齐寿山是鲁迅的好友，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鲁迅买房子，向齐寿山借钱。能开口借钱的朋友，应该是好朋友吧！鲁迅辞去教育部的职务，齐寿山也跟着辞职，这样的朋友应不多见吧！鲁迅曾在齐寿山那里听过类似躲避中国人的故事。齐寿山是留学德国的。齐寿山说，顾孟余从前在德国留学，他独自走到慕尼黑去，因为那里没有中国留学生。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不但来了一个同乡，而且还在黄色的脸上戴了一副金色的假发，这模样实在不很好看。

无处可逃！鲁迅和所有的人一样，注定生活在烦恼的人间。没有了清国留学生的身影，看不到他们的嬉皮笑脸，听不到他们的“咚咚”响，闻不到他们的牛肉味……却有了别的烦恼，有了带痛感的刺激。这就是在鲁迅的一生中起了转折作用的“幻灯片事件”。

这还得从鲁迅选择了医学说起。

在《父亲的病》和《琐记》等文章中，我们知道，因为父亲被庸医所害，鲁迅对中医有了因亲人不幸命运而造成的深刻的偏见。鲁迅“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先是在《〈呐喊〉自序》中提到他学医的动机，即，学成之后，“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在南京求学时，他无法选择专业，这回在日本却可以如愿了。

可是，在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鲁迅却体会到了中国是一个弱国，所以中国人只能是低能儿的屈辱。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通过“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揭露了日本人的民族偏见。鲁迅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日本学生认为，鲁迅之所以有相对好的成绩，是因为藤野先生把考试题目“漏”给鲁迅的结果。所以要鲁迅“改悔”。当然，这只是针对鲁迅个人的，鲁迅作了应有的抗争，“终于这流言消灭了”。至于“幻灯片事件”，那是针对中国人的，对鲁迅的刺激自然更大更深。鲁迅不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此事，在早几年的《〈呐喊〉自序》中就已经提到，事实上，鲁迅对此是耿耿于怀的。(www.daowen.com)

我们来“回放”一下历史的“幻灯片”吧。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

……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是这样描述的：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两段文字，小有不同，比如，一说砍头，一说枪毙，但这无关大碍，基本的事实却是一样的。那么，鲁迅的意见有什么变化呢？那就是弃医从文。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没有重复《〈呐喊〉自序》里提到的“意见”，我们在此还是应该引用的：“……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医学关乎肉体，此时，鲁迅从肉体关怀走向了灵魂关怀，他开始关注民族精神或是“国民性”了。“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仙台的屈辱，使得中国少了一个医生，而多了一个大文豪。鲁迅无处可逃，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当中，他还是一个医生，拿着解剖刀，从解剖肉体改为解剖灵魂——中国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