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是一个绝望的人，预料自己“活不久”的心态早已有之。留学日本期间，母亲让他回国结婚，他认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郁达夫、章克标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但他们过得依然潇洒，与原配照样生儿育女，不仅找小老婆，还嫖娼。鲁迅在性爱上有洁癖，因为无爱，所以拒绝与朱安圆房。他曾对许广平说过：“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这里的“听人安排”，就包含着听母亲安排而有了朱安的意思。为了抑制性欲，他甚至大冷天也不穿棉裤，睡的被子也十分单薄。

1910年7月，鲁迅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却住在学校，很少回家。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从日本回国后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30岁。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他是为了逃避，逃避朱安。面对无爱的婚姻，鲁迅选择了自虐，加上精神上的绝望，他清楚自己肯定是不会长寿的。

后来到了北京，“故意拼命的做”，“希望生命从速消磨”，而且大量吸烟，时有酗酒；到了上海，“惯于长夜过春时”，人们沉沉酣睡了，他却在灯下耕耘，直至东方欲晓……这种自虐行为，是一种有意识无意识的慢性自杀。

时人生怕别人说自己老了，染了头发，女的还拉皮，为自己“减去十岁”，鲁迅则不然。在厦门时，鲁迅才46岁，厦门大学学生陈梦韶问他多大年纪了，他却为自己不止增加了10岁，号称59岁。鲁迅去世时，陈梦韶以为鲁迅应是近70岁的人，不料只才56岁。陈梦韶感到奇怪了：我十年前在厦门见到他时，他就59岁了，怎么过了10年还少了3岁？

他说：“我不相信我会听错，也决不相信鲁迅先生会乐于撒谎。我相信，他那蓬蓬松松半年才剪一次棘球似的头发和他那副枯瘦长满髭发的面容，使他踌躇，假使他告诉人们自己是46岁，会致招引人们疑他故意将自己年龄说减10岁的。”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46岁时，鲁迅就感觉到自己的生理年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了。其实，还不只是生理年龄，鲁迅的心理年龄也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www.daowen.com)

晚年鲁迅多病，共产党人劝他到苏联治病，史沫特莱希望他去美国，日本朋友动员他往日本，鲁迅一律不去。如上所述，很早的时候，甚至是年轻的时候，他就预感到自己不会长寿，知道自己“活不久”，而对“活不久”的对策是——“赶快做”。

鲁迅不求长寿，“赶快做”是他经常说的话。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鲁迅把血吐在高长虹的草稿上，还在继续为他修改文章（修改文章的笔通常都是和血一样的颜色，写到这里，我体会到了那是替人做嫁衣裳者的心血）。1936年，鲁迅一直被病魔纠缠，身体日渐衰弱。6月5日以后，连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也中断了。其间一时颇虞奄忽。1936年10月17日，因胡风代为鹿地亘向鲁迅请教有关鲁迅著作翻译中的疑难问题，鲁迅担心转达不清楚，决定亲自和胡风一起去访鹿地亘，当面为其释难解疑。许广平试图阻止，但她见鲁迅主意已定，很难更改，只匆匆在楼梯口追问：“衣服穿够了吗？”“车钱带上了吗？”鲁迅点点头，义无反顾地去做他要做的事。这次外出因路上着了风寒，回家以后，天色已晚，到深夜，气喘发作，鲁迅跪坐，呼吸困难，脸色苍白，冷汗淋漓，下身冰冷。诸位看客，鲁迅死于19日，就是说，死前的一天多一些时间，他还在一如既往地“赶快做”！

我实际生活中有一个“老”朋友，早年身体羸弱，医生说他“活不久”，他的对策是什么也不做，天天做操，锻炼，结果活了80多岁，似乎还要继续活下去——这就是大多数人与鲁迅的区别。

有的人活着，他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仍然活着。鲁迅是短命的，然而，他却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