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些杂感，和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记在以下。

鲁迅生前并没有对所有的攻击都施之以反击，但是，鲁迅在世时发表的“骂鲁文章”，对当事者而言，应该说是相对公平的，因为鲁迅有着反击的机会与可能。鲁迅死了，鲁迅已不能还嘴，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骂鲁文章”，多少有鞭尸的嫌疑，这种当事人不能进行辩解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一个人死了，就不能对其进行任何评说了？不，不是的。中国有句话，叫作“千秋功罪，任人评说”。鲁迅已经融入历史，鲁迅已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大存在，自然，鲁迅也难逃任人评说的命运。

可是，这也不意味着对历史人物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进行人身攻击……这一切，与正常的历史评说、学术研究相去何止霄壤！我们欢迎对鲁迅的一切合乎科学精神的学术研究，我们容忍一切从鲁迅本身，或者说从鲁迅的客观存在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是，鲁迅去世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甚至有的政治集团，也无法堵住那些骂鲁迅的人的口。一些人总是要骂，他们的一生业绩全都维系在“骂鲁”之上，怎么办呢？这也是让人无奈的事。

好在鲁迅有很多的“党徒”，好在鲁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一种伟大的“宗教”。他们骂得，鲁迅的“党徒”们自然批驳得，他们有骂人的自由，一些人也有反驳的自由。我只是鲁迅的一个热心的读者，我是鲁迅“宗教”的一个虔诚的信奉者，我也自认是鲁迅的一个“党徒”，所以，我要尽其所能，我要反驳，我要骂人——骂那些骂鲁迅的人！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www.daowen.com)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3页）

是的，鲁迅一生，也是为着正义事业进行不倦斗争的一生，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成了现代中国最受诬蔑的人。虽然，“敌人”的概念在这里未必都是阶级或政治的对立，它更多的是指价值观念的不同与思想的冲突。

以上所牵及的某些人物，有的是鲁迅的生前友好；有的在总体上对鲁迅有好的评价，只是某一方面出了问题；有的是因为鲁迅生前的批评，给他后来的人生行程带来了种种麻烦……但是，在我看来，生前友好，并不享有鲁迅去世后随便攻击鲁迅的特权；总体上对鲁迅有好的评价，也不意味他对鲁迅某一方面的误解是可以容忍的，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总体上是好的，心也好，肝也好，只是脚底流脓了，心好肝好，是不能作为脚底流脓不必上药的根据的。鲁迅的批评也只是一种批评，鲁迅的批评不是法院对某某人的终生判决书。虽然，我对由于鲁迅的批评，而在黑暗时代罹身无妄之灾的人怀有我最真诚的同情，但时过境迁，我觉得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如果仅仅是对鲁迅的不满，那未免太过肤浅了——我们应该痛恨那可痛恨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之所以可以根据鲁迅的话而置人死地，这反过来又证明了鲁迅去世后，我们是多么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有一个两个鲁迅，或者如王蒙所说，有五十个鲁迅，我们不说中国的命运，至少中国的精神状态，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堕落——只有一个声音，一个以红色的名义传播黑暗的声音。

还有一些人，对鲁迅说了一两句很“艺术”的话，这些话虽然让人不好多说什么，但其中的潜台词却是相当丰富的。比如，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谈到杨荫榆时说：“1924年，她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这句话既表明了她的倾向，又让人抓不着把柄，话能说到这种水平，一般是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才办得到的。又如，叶永烈在《梁实秋的梦》中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来评论鲁迅和梁实秋在30年代那场大论战孰是孰非尚为时太早。留诸后人去论功罪吧。”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鲁迅也不是中共党史人物，既不存在观点的禁区，也没有史料的封锁，为什么还只有后人才说得清楚呢？我不知道叶永烈的潜台词是不是想说，只有后人才能为梁实秋彻底“平反”？如果是这样，为梁实秋说了几箩筐好话的人也已大有人在，便是在鲁、梁论战问题上也是如此，又何须留诸后人？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我不想一一列举了。他们只说了一句两句，我不好、也难以多说什么。

最后，我要说的是，骂鲁迅的人让我感到寡味，因为他们并没有骂出新的名堂。他们所有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鲁迅生前与之论战的论敌的水平。比如，“鲁迅不是革命家”，鲁迅生前就有人说他是双重反革命；“鲁迅不是思想家”，梁实秋在鲁迅生前也表达过这样意思的话；肯定鲁迅的小说创作，否认鲁迅的杂文，尤其论战性杂文；攻击鲁迅的不宽容、褊狭，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是我写此文以后的感觉。我真的很有一点瞧不起鲁迅去世后骂鲁迅的人们，过了大半个世纪，怎么就不见有长进呢？要骂，也应该骂出水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