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种情况是相对的无知，一时信口成胡说。比如李准、千家驹对鲁迅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的议论。我绝对不认为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在各自熟悉的领域都卓有建树。然而，在鲁迅这个对他们而言也许是相对陌生的领域，他们却是相对无知的。人不可能是全能全知的。对自己无知的东西是不是不好信口开河呢？然而，他们还是信口开河了。

1993年5月22日山东出版的《作家报》上刊出《海滨的谈话》一文。文章主要内容是记述了当代著名作家李准有关一些文艺问题的谈话。其中涉及鲁迅研究，有关内容引录如下：

李准还说起唐明皇，说他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真英雄。说他对杨贵妃不限制，不嫉妒，又真心爱她。……

我这时提起鲁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二人的盟誓曾有过某些推测的话：要真相好，也许想不到要盟誓，要盟誓，也许爱情已有了某些危机。李准断然说：那是庸俗社会学！——我吃惊于李准的大胆。

关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问题，《鲁迅全集》中没有提及，然而，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山本初枝、许寿裳、孙伏园等几位好友提及过他的推想和构思。关于这个问题，说得最为详细的是郁达夫，他在《历史小说论》一文中说：“朋友的L先生（即鲁迅──房注），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叙述完鲁迅设想的情节，郁达夫评论道：“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19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显然，郁达夫对鲁迅的构思是持欣赏的态度的。

根据郁达夫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认为：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盟誓时，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稀淡，甚至衰竭，甚至已经没有了。

李、杨的爱为什么消亡了呢？是不是因为出现了安禄山这个“第三者”？

安禄山与杨玉环的私情问题，野史有记载，正史似乎也留下一点痕迹的。《旧唐书》卷二百上，有一笔让人颇费思虑。据记载，安禄山请求并成为杨贵妃的干儿子以后，他进宫答对都是首先拜见杨太真，唐玄宗对此感到奇怪，就质问安禄山，安禄山答说：“臣下是外族人，外族人都先礼尊母亲，尔后再尊父亲。”此例至少说明唐明皇已多了一个心眼。《纲鉴易知录》中还记载：“禄山生日，上及杨妃赐予甚厚。后三日，召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之，使宫人以采舆舁（音预，对举也），上闻，问故，左右以贵妃洗禄儿对。上赐贵妃洗儿金银，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卷四，第1315页）以上两例，至少说明鲁迅所言，并非一无根据。我以为，鲁迅的见解，可以说有社会学的内容，但不能说是“庸俗社会学”。鲁迅的见解，正是鲁迅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闪耀，是鲁迅严峻理性的表现。于此可见鲁迅“知人论世，总比别人深刻一层”。(www.daowen.com)

如果安禄山插足之事属实，那么，“安史之乱”将多了脂粉味，安禄山反唐，至少又增加了一条原因。鲁迅可谓是大胆假设，遗憾的是未能将他计划中的《杨贵妃》写出来，对二位之间爱情由浓到淡、由有到无的原因也未做出解释。总之，没有完成的东西，当然无法做到小心求证了。

可是，即便这样，是不是就如李准所说，是“庸俗社会学”呢？李准太性急了，他按捺不住地表现了对鲁迅的不满。是不是因为鲁迅破坏了他对爱的憧憬？是不是鲁迅伤害了他心中的偶像唐明皇？自然，我羡慕李准根据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描述所产生的对永恒爱情的憧憬，然而，我更倾向于鲁迅对李、杨的深刻洞察。即便鲁迅的假设永远得不到证实，作为历史小说的一种构思，也不会失去其意义。历史小说不仅可以一定程度的虚构，甚至可以做反面文章、翻案文章。郁达夫说：“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他还说：“在不十分的违反历史常识的范围以内，‘小说家’的空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历史小说论》）

我遗憾鲁迅事业之未竟，我也遗憾目下写李、杨爱情的作品都不去或不能理解鲁迅的见解，我更遗憾李准信口开河，伤害了鲁迅。

为什么说鲁迅是“庸俗社会学”呢？李准没有加以阐述。因此，我只能将其当作泄愤之语来看。同时，他这种没有证据的胡说，既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苍白，也表明了对鲁迅世界的无知——这里，我还不说他对历史知识的无知。

在勇于信口开河方面，更为典型的要数千家驹了。千家驹凭着对鲁迅的一知半解，也高谈起鲁迅来。他在一篇题为《读〈鲁迅日记〉》的万字文中，就把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当作两个人，而不知“羽太”是姓，“信子”是名（见《发愤集》）。1992年1月他又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断言羽太信子和鲁迅原是夫妇关系。其论据，是鲁迅在1912年日记中有“寄羽太家信”的记载。他说：“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对鲁迅研究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的“老弟”周作人娶的是日本媳妇即羽太信子；鲁迅的三弟娶的是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她们后来都入了中国籍。鲁迅在日记中，还称信子为“二弟妇”、“二弟夫人”、“弟妇”等，又称芳子为“三弟妇”、“三太太”等。

千家驹“专门”研究鲁迅日记，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研究的，这些基本的事实怎么就不进入他的视野呢？鲁迅是给羽太家寄信，而不是给羽太寄家信，事实上所谓“寄羽太家信”系指鲁迅在北京寄给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九的信。羽太也不可理解成鲁迅的太太。鲁迅辛苦持家，在千家驹眼里，倒成了一大发现——他发现了鲁迅私生活上的一个“污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