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情况是，所谓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这一类人，鲁迅生前，多与鲁迅有过交往，或是鲁迅的家人，或是鲁迅的故友，有的干脆自称是鲁迅的故友。

周作人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他眼里更多的是平常的鲁迅，这似乎也可以理解。鲁迅死了几十年，远了，更远了，这期间，随着人们对他的理解的加深，鲁迅的形象大了，更大了，鲁迅的伟大已经不成问题。可是，鲁迅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不变的。

周作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给香港的鲍耀明的信中，对鲁迅的坐像，谈了他的看法：“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8月版）

上海的鲁迅坐像也不怎么高，从美学的角度看，正好。周作人的意思是太高了，有点儿神化鲁迅。一座雕塑，不抬到一定的高度，行吗？我们假设一座雕塑摆在地上，感觉会是怎样？那是不可思议的。

不神化鲁迅，是周作人非议鲁迅雕塑的理由。可是，鲁迅是伟人，是不是搞了伟人的雕塑就是神化了伟人呢？伟人雕塑既是对伟人一生成就的肯定，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物化；伟人雕塑还是现代城市的一种装饰、一个景观。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伟人雕塑，丹麦有安徒生的，英国有莎士比亚的。俄国就更多了，有普希金的，托尔斯泰的，还有高尔基的，等等。(www.daowen.com)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伟人，为自己的伟人树碑立传，世界皆然。鲁迅是近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他还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的坟上竖立一座雕塑，有什么可值得非议的？中国人为鲁迅竖立了雕像，怎么注定就是神化鲁迅呢？死后的鲁迅怎么就是“随人摆布”和“戏弄”呢？至于“最大的侮辱”，更是从何谈起！周作人说：“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有缺点的伟人也终究是伟人，我们总不能以任何人都有“缺点”为名，从而否认了伟人的存在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年周作人与曹聚仁是知音。曹聚仁也因为与鲁迅多有交往，所以，也多从所谓真实的鲁迅方面着笔，有意无意间陷入了诬蔑鲁迅的误区。

曹聚仁出于他的自由主义观，出于他与鲁迅的私交甚笃，他的鲁迅研究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基于鲁迅不是圣人的思想，曹聚仁不赞成把凡是鲁迅批判、抨击过的人都看成是坏人、都是恶棍。他说：“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鲁迅年谱》）

这样看来，他的还鲁迅真实面目，是建立在贬损鲁迅和抬高鲁迅论敌的基础上的。这里，曹聚仁犯了一个鲁迅研究的一般性错误，或者说是误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他只读鲁迅的“骂人”文章，不读，或者说是少读他人的骂鲁文章。我们只要把鲁迅论敌的文章认真一读，一个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平常的客观存在就会摆在面前，即：陈西滢、梁实秋等“四凶”骂起鲁迅来，比鲁迅骂他们要更加穷凶极恶。凭着鲁迅拿卢布一条，就不难看出，他们是在诱导当局，让当局将鲁迅当作赤化分子给捕了。如此看来，国民党特务因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还不敢对鲁迅轻举妄动，而梁实秋辈的诱导，不是说明他们比国民党当局还要坏吗？资本家的走狗是不会比资本家更懂得有所顾忌的。事实是，是他们把鲁迅看作了“十恶不赦”的人了。是的，我也不想否认，陈源、梁实秋等人，“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但这要看针对什么人，绅士和绅士之间固然可以如此，他们彼此间待人接物的分寸也许把握得比薛宝钗还要好哩。但绅士若是遇上了狼，大约是要比狼更加凶狠的。我以为，曹聚仁说的“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这一论点是对的，但具体到梁实秋等人，其论据不能证明论点，也与历史事实不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