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情况是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世界观的不同。这一点，我要以闻一多和王蒙对鲁迅的态度来说明问题。

闻一多和鲁迅一样，也是正直的人。没有人对闻一多的人格表示怀疑。闻一多与鲁迅都是追求民主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士。闻一多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闻一多的死，让我想起鲁迅参加杨杏佛追悼会时不带回家钥匙的义无反顾。

闻一多留学美国。回国后，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学兴趣和审美倾向，他自然和留学英美的梁实秋、徐志摩等人“泡”在一起。鲁迅在与梁实秋、徐志摩论战的时候，闻一多正是他们的好朋友。虽然目下没有资料表明鲁迅、闻一多有过交往或有过笔墨官司，但从闻一多的自述中，我们可知他曾经与新月派取同一立场，至少对鲁迅表示过不满和不屑。

1944年10月19日闻一多在昆明文艺界举办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回顾了他在北平时期对鲁迅的看法，认为当年他是“自命清高的人”，他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闻一多代表作·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早期的闻一多是不把鲁迅放在眼里或并不理解鲁迅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意义的。

不仅如此，我还以为，若不是环境的变化引起闻一多思想上的变化，闻一多甚至可能终生都会对鲁迅怀着偏见和误解。鲁迅逝世的时候，清华大学文学研究会于当年10月24日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演讲。在这样严肃的场合，闻一多仍然按捺不住地说出了他对鲁迅的带有新月色彩的偏见。他说：“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林青《清华文学研究会追悼鲁迅记》，原载1936年10月31日北平出版的《世界日报》，转引自《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版）

我以为，闻一多关于鲁迅“个性问题”的见解，客观上伤害了鲁迅，是对鲁迅的误解和偏见。

是的，鲁迅的“仇人很多”，鲁迅自己也说过：我的怨敌可谓多矣。然而，这绝对不只是鲁迅的“个性的关系”。如果只是鲁迅的个性使然，那么，鲁迅与新月派等等的争论，便都是出于鲁迅的好斗而无所谓是非了。如此，过错岂不都在鲁迅一边了？照闻一多的话看来，斯人而有斯疾，似乎鲁迅天生这样的性格，所以他总是要和人结仇；如果鲁迅没有这样的性格，这一切便都不会发生了——这样的逻辑怎么可以成立呢？此外，如果鲁迅真有很多的“仇人”的话，鲁迅“仇人”中有几个是鲁迅的私敌呢？鲁迅生前，众多与鲁迅论战的人中，我们可否举出一个是由于个人因素而导致笔战的？至少我举不出来。我敢说，鲁迅的怨敌固然多矣，然没有一个是鲁迅的私敌。鲁迅与他们的争论，都是关于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不同见解。此外，“仇人”和“怨敌”的概念也是不同的。所谓仇人，乃因仇恨而敌视的人。鲁迅既然没有私敌，与论战者又何从说起是“仇人”呢？所谓“怨敌”，大半是因为被鲁迅抨击，从而使之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感到浑身不自在，时不时要对鲁迅反咬一口的人们。

如果真如闻一多所说，和鲁迅交往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那么，余下的十之一二里面，有几个是鲁迅没有结仇但只是一般往来的人？有几个是鲁迅的朋友？那鲁迅不是几乎没有朋友了吗？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闻一多当时对鲁迅是十分缺乏了解的，或者说，他的见解只是新月社的见解。鲁迅一生的朋友甚多，既有像瞿秋白这样，鲁迅将其称作“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人生知己，也有郁达夫这样的文学同道，更有胡风、冯雪峰这样的追随者，还有许寿裳这样的世交，甚至还有许广平、萧红、许羡苏这样的“红颜知己”……据蔡元培回忆，在章士钊免鲁迅的职时，与鲁迅同在教育部的齐寿山“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蔡元培还说，齐寿山“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记鲁迅先生轶事》，原载1936年11月16日上海《宇宙风》，转引自《大先生鲁迅》）鲁迅去厦门，有川岛等追随同去；鲁迅去广州，也有同行人……这一切都说明，鲁迅并不像闻一多所想象的那样，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闻一多当时之所以对鲁迅有如此的偏见和误解，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无关系的。1936年前后，闻一多正沉下心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同时还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以及唐诗等。在清华优美的环境中做着关于远古的学问，确实是很难理解鲁迅以及鲁迅战斗的意义的。

后来，环境变了，闻一多也变了。1944和1945两年，是昆明民主运动浪潮高涨的年代。时局的恶化，不仅使闻一多无法静心于学问，甚至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国难家窘，他激动了，他愤怒了，他走出了书斋，他扔掉了他用惯了的笔，他投入了现实的斗争，他成了民主斗士！因为这一切，闻一多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行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

闻一多毕竟是一个真诚的人，是一个无畏的人，他在直面自己的同时，勇敢地向鲁迅忏悔。他在谈了不喜欢鲁迅的两种人以后，说除了这以外，“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闻一多为他当年的看不起鲁迅而向鲁迅忏悔。闻一多说：

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接着，闻一多提出不能再当“帮闲帮凶”，要向鲁迅学习，学习鲁迅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这正是纪念鲁迅的意义所在：

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闻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纪念鲁迅，我想应该正是这样。(www.daowen.com)

多几个鲁迅，就不会“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中国才有救，这就是闻一多的结论。不久，闻一多为了实践他这用生命历程体验出来的结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闻一多从书斋走向了人生、社会，从与鲁迅价值观的不同，又回归到了鲁迅。

与闻一多的多几个鲁迅，就不会“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相反，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王蒙则认为多几个鲁迅会引发“地震”。

如果有人要问我王蒙与鲁迅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要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极力鼓吹“宽容”，而后者则“褊狭”，声称“一个也不宽恕”。尽管王蒙被称为“大师”，尽管王蒙比起胡适其建树要稍逊“三”筹，但他着实扮演了当年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兼容的角色——虽说这一角色的扮演者一代不如一代，但毕竟扮演了。王蒙是“宽容”的。

我也读了不少王蒙的作品，他不像许许多多当代的中国作家那样，是由鲁迅、由“五四”那一批作家的乳汁哺育成长的。据他表白，他的“情意结”是在苏联，他是在苏联的作家们哺育下成长的。早些时候，在我购买的王蒙的书中，几乎不见他提到鲁迅。我最初的印象，他与鲁迅是无涉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而能不受鲁迅影响，这应该说是一种超出常例的例外。他是幸运的，虽不能说是唯一，但他也是少数一些没有被“鲁货”、“鲁化”的作家之一。

可是，后来他也“偶尔露峥嵘”了。他对鲁迅是深不以为然的。他假设了文坛有五十个鲁迅，于是发出了“我的天”的惊呼！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据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王若谷的文章《鲁迅诱发地震》一文披露，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不久，他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又说：“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地震是一种灾难。鲁迅会诱发什么样的地震呢？或者说，鲁迅会引发什么灾难呢？王蒙没有说。我推测，王蒙所说的所谓地震，就是社会动乱。在王蒙看来，鲁迅激烈的、极端的思想是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是会让人变得不“宽容”而又激进。

这里，王蒙忘记了基本的一条，他把旧社会和新社会看成是一个社会了。是的，鲁迅让人们不满黑暗的旧中国，鲁迅让黑暗的旧中国害怕。可是，鲁迅怎么也让行着“布礼”、高喊“青春万岁”并当过文化部长的新中国的王蒙害怕呢？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不曾害怕鲁迅诱发地震，而且，毛泽东还自视鲁迅为知音，毛泽东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共领导人也都肯定了鲁迅而没有将其视作洪水猛兽，王蒙害怕什么呢？王蒙视鲁迅为灾难，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不是杞人之忧呢？

至于50个鲁迅问题，我感到特别费解，中国文坛不是老在呼唤大师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目下没有鲁迅这样的大师，不是有人把王蒙也凑上，称之为“大师”了吗？既是这样，有50个鲁迅不是大好事一桩吗？不是正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吗？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即便有50个鲁迅这样的大师也不为多，我们也应该看作是国之幸事！目前，我们根本就没有鲁迅第二。王蒙的假设是没有任何实际和积极意义的。他说的鲁迅很伟大之类也是充满了虚情假意，是一种出于“两点论”的需要、出于不被抓辫子的需要所不得不说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惊呼“我的天”了。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换言之，他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呢？“我的天”，他为什么如此惊诧呀，我的天！

他不会因为鲁迅的小说而如此惊诧吧？他不会因为鲁迅的《朝花夕拾》等散文而这般惊诧吧？他不会因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而这等惊诧吧？那么，他为什么惊诧呢？显而易见，他是为鲁迅的杂文惊诧。结合他平时不厌其烦的“宽容”论，他尤其为鲁迅的“骂人”文章、鲁迅的“褊狭”惊诧。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出了50个鲁迅这样不“宽容”的人，如果文坛上老是像鲁迅那样争吵，“我的天”！我以为，这就是王蒙的“天”的全部内涵之所在。

王蒙为什么会把鲁迅扯出来，作为王朔的反面并加以攻击呢？我是这样想的，也许王蒙被“惹”急了，很多批驳王蒙的人都是以鲁迅为思想武器的，于是，他想来一个“根本解决”，鲁迅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我把鲁迅也数落一番，看你也奈何洒家不得。王蒙提着一个“宽容”牌的袋子，这袋子“宽容”了王朔却“宽容”不了鲁迅。这是一个什么袋子呢？我怀疑它可能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垃圾袋。

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和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30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算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