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情况，也是与政治有关但却与鲁迅基本上无关的。新中国成立后，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了不幸的命运。然而，这是鲁迅的不幸呢还是时代的不幸呢？

我以为，鲁迅不能为他死后的事情负责任，鲁迅也不是当权者，他说的话也不是组织、人事部门下的结论。被鲁迅批评了几句，便有了不幸的命运，这只能是时代的不幸，这只能说明某些“左倾”分子并不是真诚地热爱鲁迅，而是利用鲁迅，并且客观上损坏了鲁迅，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鲁迅成了和坏种们一样的至少是无大区别的人物。

于是，有了这么一类所谓被鲁迅“害”过的人，他们骂鲁迅，是因为鲁迅给他们造成了不幸，他们要洗刷不白之冤。当顾及自己的不幸时，他们的理性变得那么脆弱。他们怎么不问一问，这是鲁迅造成的吗？

这一类情况比较典型的是夏衍。

中国人对“四条汉子”这一词目并不陌生，它有两层含义：一是鲁迅的本意，它只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也是一种幽默；一是“四人帮”以鲁迅对“四条汉子”的批评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四条汉子”典出于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修改定稿的鲁迅名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这样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指沈端先，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人（即夏衍和阳翰笙——作者注），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里，就像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把杨邨人比喻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一样，有讽刺，有挖苦，亦有调侃，亦有幽默，却绝无政治上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恶毒用意。况且，鲁迅只是一个文人，手中绝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那样以言治罪，甚至置人于死地的大权。大约，鲁迅也绝对想不到，他的讽刺与幽默，日后竟然成了置“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www.daowen.com)

“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979年，对鲁迅仍然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以下简称《往事》）一文中写道：

鲁迅给徐懋庸的信是1936年8月写的，那么，信中所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一语的“去年”应该是1935年，而1935年秋天，阳翰笙、田汉早已被捕，被押到南京去了，怎么会有“四条汉子”去看鲁迅呢？这分明是错的。又如“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到过旧上海的人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其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36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夏衍把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了，鲁迅关于“四条汉子”那段话，没有一句是准确的，是对的。读罢，我觉得是一个严谨而不领风趣的人，在一本正经地批驳一个幽默的人（不知怎么搞的，此时我想起了顾颉刚的“骂”鲁迅）。鲁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的模糊的思维。夏衍在这里，有一点像一个科学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鲁迅说，今天好冷啊！夏衍跑到气象台取了资料以后说，不冷，鲁迅说错了，今天是12℃，12℃怎么算冷呢？

十几年前，我读了夏衍的这篇大作后，曾惊奇夏衍的“气”郁积于胸中四十多年而居然未转为瘤！现在想来，其实夏衍原本是无气的，他也知道，“鲁迅写到他不满的人的时候，常常会信笔写来，加以艺术夸张”。（《往事》）我以为，他的“气”是因为“四人帮”借“四条汉子”这一帽子迫害他们而生的。

夏衍对鲁迅的不满，除了“四条汉子”这顶帽子外，还有“两个口号”的争论和“左联”解散等问题。夏衍对鲁迅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但苦于自己是党内的人，又碍于鲁迅的巨大存在。党的领袖对鲁迅有过极为高度的评价，他能说、敢说些什么呢？他不满鲁迅，但不满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要说什么，还让他颇犯踌躇哩。于是，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采用了古老中国的一个传统战法，即：指桑骂槐。新中国成立后，他有权时，借了好名义，参与了整冯雪峰的运动。

他没权或者说权力不是那么大时，他借着自己的名望，发表了许多损害冯雪峰的言论。他的整冯雪峰和损冯雪峰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出一口恶气，为了证明当年鲁迅是不对的。当然了，鲁迅的“不对”，是由于他被冯雪峰、胡风这样的人给蒙蔽了。只有让鲁迅的“不对”找到一个切实的“承载者”，才能反过来证明夏衍的“对”，才能洗刷他在“文革”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时过境迁，今天，我们怀着善意和同情理解他们，我觉得，与其说他们对鲁迅不满，不如说是对极“左”分子的不满，是对“四人帮”的愤恨——“四条汉子”的帽子，整得他够苦，今天不得不把话说清楚！应该说，他们主要攻击的，似乎还不是鲁迅，而是神化、利用鲁迅的人们。换言之，他们针对的是当代中国的鲁迅，而不是鲁迅本身。尽管这样，可是，谁又能否认得了，夏衍，以及夏衍们，客观上伤害了鲁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