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还是从“政治”切入。说起侧重以政治的眼光来看鲁迅这一点，当首推苏雪林。

苏雪林是喜爱鲁迅作品的，早年也对鲁迅怀有敬意。她在鲁迅面前谦称“学生”，是诚心诚意的。应该说，鲁迅去世前，苏雪林对鲁迅是尊重并有几分崇敬。发表于1934年11月5日《国闻周报》第11卷44期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这篇论文中，她不但肯定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承认他的代表作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一开篇，苏雪林便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见，就说浅薄，也不妨倾吐一下。”她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苏雪林从这样几个方面分析《阿Q正传》所“影射”的民族劣根性：一、卑怯；二、精神胜利法；三、善于投机；四、夸大狂自尊癖性。应该说，这几方面是把握了阿Q的性格特征，也反映了国民劣根性的某些特点。内容的论述之外，苏雪林还归纳出鲁迅小说的“艺术”，认为最明显的三点是：一、用笔的深刻冷隽；二、句法的简洁峭拔；三、体裁的新颖独创。她还对鲁迅的用字造句倍加推崇，说是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她甚至还批驳了胡适对鲁迅小说的个别不够准确的议论。比如，胡适认为，《阿Q正传》没有用绍兴土话写，这是很可惜的。苏雪林则说：“乡土文学范围本甚隘狭，用土白则范围更小。这类文艺本土人读之固可以感到三倍的兴趣和满足，外乡人便将瞠目而不知所谓，岂不失了文学的大部分功用？”又说：“《阿Q正传》不用绍兴土白，正是鲁迅的特识。”

我觉得，苏雪林对鲁迅小说的人物十分熟悉，如数家珍，你看：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十分之六七为他本乡绍兴的故事。其地则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七斤，七斤嫂，八一嫂，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则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七斤家族闻宣统复辟而躲起的一场辫子风波，闰土以生活压迫而变成麻木呆钝，豆腐西施趁火打劫……而已。他使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或世故深沉的土劣，像活动影片似的在我们面前行动着；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愚蠢或奸诈的谈吐，可笑或可恨的举动，惟妙惟肖地刻画着。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颠”了。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以后，表现“地方土彩”（LOcalcolor）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辈出，至今尚成为文坛一派势力。

不难看出，这时的她对鲁迅是虔诚的，对鲁迅的作品是反复阅读、倍加推崇的。如果是粗粗翻阅，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印象呢？

苏雪林的骂鲁迅，出于文学的考量要少，出于政治的考量却是最主要的。她这样的作家、学者，不可能不知道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她宁可痛苦地放弃了自己曾经对鲁迅作品的偏爱，为了服从政治的需要，不惜让自己成为一个泼妇。

鲁迅去世不久，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1936年月10月19日鲁迅去世，与万民同悼相对立，苏雪林一反常态，不择手段地发起对鲁迅的攻击。这主要表现在她11月12日写的那封《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公开信。信中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同时，她还致函胡适，谈了与“公开信”相似的内容。针对“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的情况，也针对“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的情况，请求蔡元培、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

苏雪林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和谩骂，骂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睚眦必报，不近人情”，“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好诌成癖”，“劣迹多端”……诬蔑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她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苏雪林无中生有地诬蔑鲁迅“表面上敞衣破履，充分平民化”，其实“腰缠万贯”，家私累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此外，在《〈理水〉与〈出关〉》一文中，苏雪林对当时全国悼念鲁迅表示了她的不满。她说：“上月文坛巨匠鲁迅先生死了，全国报章杂志，这里也在悼鲁迅，那里也在悼鲁迅，拉拉杂杂，如火如荼，似乎比什么绥远战讯、华北危急，还来得热闹而紧张。不但害得一般前进的崇拜鲁迅而其实未读鲁迅一行之书的青年，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便是我这样落伍的中年，也给闹得中心摇摇，不可终日……”（原载1937年3月1日南京《文艺月刊》第10卷第13期）

胡适毕竟是“好好先生”，接书信后回答苏雪林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这里，胡适首先是把鲁迅当作对立面的；其次，即使针对鲁迅这样的对立面，他也认为应该不纠缠小节，要大处着眼，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同一封信中，胡适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胡适的目的，是为了“使敌党俯首心服”，但他事实上否认了苏雪林那种粗暴卑劣的做法，在反鲁迅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客观上一定程度地维护了鲁迅。其实，胡适毕竟与鲁迅有过“五四”时期共同战斗的经历，胡适对鲁迅的意义与价值要比苏雪林理解得更为深刻。胡适的办法是，尽量地把鲁迅变成他和他们所能接受的人，比如，他就对周策纵说过，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我们的人”。从“五四”到晚年，胡适对鲁迅的文学成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对于苏雪林的骂街，当年李何林就有评论说：

新月“派”陈西滢“羽党”这种泼妇骂街式的文字，除了在读者面前暴露她自己的卑劣和下流外，如果有人要加以批评或辩驳，都全是亵渎笔墨的事！她既然这样失掉理性的骂街，还同她作“文艺批评”，那对照将成什么样子呢？何况该“派”的主将也并不以她的战法为然，颇觉得不如陈西滢（即“通伯先生”）对鲁迅生时的“诬蔑”，或梁实秋、叶公超对鲁迅死后的“曲解”的聪敏了！（李何林：《谈谈苏雪林女士论鲁迅》原载1937年4月9日《北平新报》）

李何林说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苏雪林文章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批评，除了骂街，并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批驳；二是这样的文章连她的“主将”胡适都看不上眼。不过苏雪林并不是新月“羽党”，她的骂鲁迅也不只是站在新月的立场，而是站在“党国”的立场。

苏雪林写信给蔡元培，说明她对蔡元培与鲁迅的关系不太了解。我觉得，鲁迅对蔡元培小有不满，但蔡元培对鲁迅一向是敬重的。蔡元培视鲁迅为“新文学开山”（《鲁迅先生全集·序》，见《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他不仅推崇鲁迅的文学创作，对鲁迅不满现实的文章也表示理解，他说：“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在总体上，蔡元培给鲁迅的评价是极高的，他认为，鲁迅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引文同上）(www.daowen.com)

这样一个蔡元培，苏雪林自然对其是不满的。她说：“鲁迅在沪逝世，鲁党推先生主持其葬仪，上海各界成立鲁迅纪念会，又推先生及宋庆龄女士为筹委，方将从事盛大宣传。先生太邱道广，爱才若渴，与鲁迅旧谊颇深，今为之料理身后诸事，亦复分可当为。顾兹事虽小，关系甚大……”苏雪林又说：“且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夺取政权成功，先生安在？”认为蔡元培为旧谊所碍，有损“党国”利益。她对蔡元培与鲁迅的旧谊超过了“党国”利益而不满，于是就写了这封信，以警告蔡孑民勿为“鲁党”所利用，并“愿先生之自重者也”。这就是她的写作动机。

可是，像蔡元培这样的人是容易被人“利用”的吗？他用得着苏雪林来说三道四吗？苏雪林又怎么配与蔡元培论鲁迅？我的意思是，她找错了对象，她若是去找梁实秋或是陈西滢，那她也许就找到了知音。

据洪星发表在1937年4月11日《北平新报》上《苏雪林的鲁迅论》一文称，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信，是“托南京某先生代转的”，某先生以信中措辞过于狂直，没敢给病中的蔡元培看。于是，她改用了公开信的形式。她的公开信发表了，可是，一向“兼容”的蔡元培根本就没有理睬她。这里，蔡元培的沉默，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蔑视？

1949年苏雪林到香港，任职于真理学会。1950年去法国，两年后由法国去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转台南成功大学，1973年退休。这期间，“她出于仇共反共的政治需要，再次发动对鲁迅的攻击”（马蹄疾语）。这一时期的“骂鲁”文章主要有：《与共匪互相利用的鲁迅》、《对战斗文艺之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等。1966年冬，她将自己骂鲁文章汇编成《我论鲁迅》一书，由台湾文星出版社出版，并写了带有总结性质的《自序》。在《自序》中，她不无夸张地认为，国民党丢了大陆，是与鲁迅有很大关系的。她还认为，若是让鲁迅在台湾登陆，不到半年，台湾也将被赤化。在这些文章中，她对鲁迅个人的辱骂、诽谤、攻击，逐步升级，给鲁迅头上扣的帽子有：“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绍兴师爷”、“性迫害狂”、“财迷”、“火老鸦”、“剽悍的狗”、“大流氓”、“暴君”、“老毒蛇”、“疯老头”，等等。所列数的罪状，则有“癖好谄谀”、“祸国殃民”、“乖张可怕”、“性情恶劣”、“气量褊狭”、“多疑善妒”、“阴暗空虚”、“最爱放赖”、“一钱如命”、“凶恶狠毒”等等。她扬言：“我要剥去鲁迅偶像外表灿烂的金装，归还他一包粪土。”

对鲁迅的创作，这时苏雪林也是采用一笔抹杀的态度。

她说：“论创作，他不过写了《呐喊》、《彷徨》两本短篇小说，只有《呐喊》里的《阿Q正传》，写得还算不错，但已有人指出有套袭日本作家某篇作品的嫌疑。”（她忘了她说过的话，“《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作者注）对此，马蹄疾评论说：“这时的苏雪林已把自己在1949年以前评论过鲁迅作品的话，抛之九霄云外，对自己也来一个彻底否定……这段造谣诽谤之词实在比陈源诬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本的剽窃’日本的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还要高明得多，陈源的诬陷，我们还可以拿盐谷温的原作来对比，后经鲁迅晚年的论敌胡适核对后，终于认为陈源诬陷了鲁迅，是陈源泼在鲁迅身上的污秽，陈源应该主动向鲁迅认错，鲁迅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

而苏雪林却比陈源高明；这时诬陷鲁迅的《阿Q正传》是‘套袭’之作，用了两个绝妙好词：一云‘有人’，一云‘某篇’，使这个不白之冤永远查不到，查不清，无法查，永远在鲁迅头上扣一个‘套袭’的罪名。但如果稍明事理的人，向苏雪林问一句：这‘有人’是谁？鲁迅‘套袭’的是哪位作家的哪篇作品？苏雪林的恶毒伎俩也就不攻自破了。”（《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翻云覆雨的苏雪林》，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版）

苏雪林如此赤膊上阵，就像一头忠实于主子的猎犬，在让人感到一定程度的感动的同时，我更多的是感叹政治竟是如此无情面地把一个有活生生思想的人异化为一种工具，一个传声筒。

苏雪林对于鲁迅，走过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她先是喜欢鲁迅的作品，崇敬鲁迅；这期间是不是羼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不得而知，鲁迅死后，她一反常态，逆大众潮流而动，树起了反鲁的大旗——从一开始，她对鲁迅的攻击就是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的，不过起点却是很高，她是从“党国”的利益来确定她的反鲁立场的；去了台湾以后，她对鲁迅仿佛心有余悸，过分夸大了鲁迅对她的“党国”的危害，比20世纪30年代更蛮横地攻击鲁迅，甚至不惜以谣言为武器。

苏雪林不是搞政治的，却有着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这是让我莫名惊诧，又让我很是“敬佩”的。苏雪林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呢？如果是，国民党应该为有这样忠诚的人感到荣幸，但是不是又要为如此蛮不讲理的人感到难为情呢？如若不是，国民党则应该检讨，把苏雪林这样的“忠诚的战士”遗在党外，这既对不起苏雪林的忠诚，又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一大失误。

英国的约翰·罗斯金说：“伟大的艺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心灵的表现，卑鄙的艺术一定是一个藐小的人物的缺少心灵的表现。……作品如果是蜘蛛网，作家一定是一只蜘蛛。蜂房的作者一定是蜜蜂。茧子是蛹造的。鸟造鸟巢。有价值的人造有价值的房子。无知的人造出屋子来总是无知的……”约翰·罗斯金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苏雪林是蜘蛛？是蜜蜂？是狗还是象？或者曾经是象后来是狗？或者是相反？我想，读者自然心中有数。

我觉得，苏雪林有那么一点“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作态。问题是，她所更爱的“真理”，是不是真理呢？她是喜欢鲁迅的作品的，但在关系到“党国”利益的时候，就只能牺牲她心目中的鲁迅了。虽然卑劣，但她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却是始终如一的。

与苏雪林相类似，从政治目的出发而诬蔑鲁迅的，还有郑学稼们所说的“鲁迅不是革命家”、暗示鲁迅是汉奸等，夏志清等人出于国际上反共大背景的需要而极力贬低鲁迅等。这里就略去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