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生活上看，鲁迅也被攻击他的人骂得一无是处。

梅子说，当年鲁迅住在日本鬼子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楼上，在北四川路上可以看到的是白俄舞女的裸体跳舞，也可以看到“老伧”、“瘪三”们在低低叫唤“阿要买春宫”，在这样色情环境享受下的鲁迅，摇起笔杆，写几篇给黑暗的杂文，当然不是难事。

梅子的逻辑是标准的流氓逻辑：内山书店在北四川路，鲁迅常去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北四川路上有妓院，所以鲁迅便是在享受“色情”。如此看来，经过北四川路的人，不都成嫖客了？我想，梅子是经常出入北四川路的，但是，我在没有根据之前是不会说他是老色鬼的。

再有就是苏雪林们的所谓鲁迅嫖妓说了。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她在1988年11月号《香港月刊》抛出《大陆刮起反鲁风》一文。文中说：“据最近的《太阳报》，有李石城所撰《鲁迅召妓引起轰动》一文，言有人在鲁迅日记发现一则小记事：‘某月某日，召妓发泄。’有个读者便惊叫起来，说道：‘鲁迅原来是这样下流！看他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又有一个读者说：‘鲁迅不是一个完人，因为他生活作风不正派。’”

李石城何许人也，不得而知。他依据“有人”的“发现”，撰文攻击鲁迅。苏雪林又拾其牙慧广为流布，用心更其阴险。对此，李允经在香港《明报》1989年第6期发表了《为鲁迅一辩》一文，对李石城和苏雪林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李允经说：

鲁迅日记中是否有过关于他和妓女的交往记载呢？有的。1932年2月16日，记有“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这原来是对于妓女的同情，可是一到李石城、苏雪林笔下，便被篡改为“召妓发泄”。莫非除此而外，李、苏等人还会在鲁迅日记中别有“发现”吗？当然决不可能。那么为什么要篡改呢？这除了粗心、无知而外，就只能是居心叵测，恶意中伤了。

同年，鲁迅还作有《所闻》一诗。诗中对妓女的同情，虽不能断言是来自2月16日的所见所闻，但也不能说绝无关连。诗中写道：“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详看罗袜掩啼痕。”那时，适值上海“一·二八”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一些亲人死于战乱，骤然沦为孤儿的少女，不免落入酒肆，卖唱为生。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邀来一谈，“与以一元”。这难道就是嫖妓吗？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只要同妓女见过面，说过话的男人就都成了嫖客了吗？遗憾的是，这种荒唐的逻辑，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想李石城也未必就不曾与妓女见过面，说过话，久居台湾的苏雪林女士也未必就没有同嫖客见过面，说过话，但我是决不会因此就断言他们是嫖客或妓女的。

苏雪林太过性急，捡到一根稻草就当作大炮，她甚至没有耐心去查一查鲁迅日记，想出鲁迅的丑。结果是谁出丑呢？我相信读者自有公论。(www.daowen.com)

我想，若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表述，我要说，鲁迅是被鬼缠上了。鲁迅的每一句话都要放到显微镜下，被放大无数倍，从中挑剔出可以攻击的内容。攻击鲁迅成了苏雪林以及苏雪林们生活的内容。文学史上，有劣迹有污点的是大有人在的，周作人、张资平当了汉奸，劣迹昭著，苏雪林们不吭声，现在倒有人吹捧他们的作品如何之好；郁达夫嫖了几回妓，也少有人非议，我看到有的文章甚至还把这加以渲染，说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鲁迅既不是汉奸又不曾嫖妓，但他们却非要给鲁迅以恶名不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陈漱渝采访苏雪林时曾问她，为什么要对鲁迅取激烈攻击的态度？苏雪林说：“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苏雪林不说也罢，陈漱渝并没问她是不是爱上了鲁迅，她却先说了。她为什么又性急了呢？她要表白什么？她要洗刷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只有天晓得。

苏雪林对陈漱渝说了她反对鲁迅的“理由”：“我对鲁迅反感，主要是因为他人格分裂。鲁迅一方面从国民政府的文教机构领薪，每月得二百元大银洋，至死才罢；另一方面又在文章中轻蔑地称国民政府为南京政府。”对此，陈漱渝评论说：

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对于苏雪林的观点我自然是无法苟同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成为衡量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主要依据。比如为了谋生的需要，恩格斯曾在一家公司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并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领袖。鲁迅到上海定居后，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因“绝无成绩”，于1931年底被裁。在此期间，鲁迅曾撰文谴责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怎能成为他自玷人格的证据呢？苏雪林曾用三段话对鲁迅进行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我论鲁迅·自序》）用这种谩骂来取代研究，使苏雪林关于鲁迅的文章丧失了学术价值，因而也失去了论辩的意义。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偏见，是如何诱使一个有才华的批评家逐步走上了背离公正立场，歪曲客观事实的歧路。（《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台南访苏雪林教授》，见《亲情·乡情·风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刘文典也认为鲁迅的“私德不好”，怎么不好呢？原来是“兄弟如水火不相容，骨肉关系不应如此”。这大约说的是周作人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我这里只想说的是，1949年的周作人已被当作汉奸关进牢中，刘文典为什么不拷问一下汉奸的“私德”，为什么不问“失和”的原因，便把一锅脏水往鲁迅身上泼？这种不作具体分析、无是非观的“兄弟失和”便是“私德不好”的胡说，除了表明他对鲁迅的深刻偏见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此外，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朱安，对许广平，对周海婴，都多有攻击，这些多少关乎鲁迅的“私德”，这里就不一一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