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人们非议、诬蔑鲁迅有些什么内容呢？从鲁迅不是革命家到鲁迅嫖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若是单一地看，很多人也许觉得这些论客不值得一驳，但倘若把各种观点摆在一起，那倒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鲁迅一无是处，鲁迅什么也不是了。

从政治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革命家。不仅不是革命家，甚至是汉奸。郑学稼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正传》，1953年香港亚洲出版社再版过。此书1978年9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又出了改版本。郑学稼在《十四年佥事》一节中说，鲁迅从1912年到教育部任科长，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离开，这期间的总统、执政总理走马灯似的换了不下十余人，洪宪皇帝袁世凯，贿选总统曹锟，官僚政客徐世昌、黎元洪及段祺瑞等等在任时，鲁迅都安然地做他的小京官，甚至还被提拔为“佥事”。只有张勋复辟时期，他曾愤而辞职。郑学稼阴险地说：“超过‘不惑’之年的周氏，还未曾成为一个革命者，只是北廷似苍蝇的官僚群中的一员。我们十分明白，在那样腐化的北京官场中，周树人氏能混了那么久的时间，是不容易的。他是否在那迎张送李似的生涯中，和一般官僚表演了奴颜婢膝的丑剧，只有他的同僚晓得。”郑学稼的基本论断是，鲁迅身为光复会会员，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并无多少革命行为。接着，在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北京军伐政府的官僚。郑学稼还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地下活动，如游行集会之类，因而在“左派”看来，他也不算是革命家。

鲁迅果真不是革命家吗？

我们看鲁迅的生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何满子语），总之，他与专制的中国战斗，与愚昧的中国战斗，与黑暗的中国战斗……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争取一个自由的中国，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有声的活的中国。

思想革命算不算革命？在郑学稼看来，似乎是不算革命的。他理解的革命，大约就是上街游行，大约就是暴力行刺。鲁迅关在家中作文章，不管他作的是什么内容的文章，作者，非做也，故而鲁迅是永远当不了革命家的。

鲁迅在思想革命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1918年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的工作。同年5月，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呐喊，引起了强烈反响。鲁迅把自己的思想发现借狂人的嘴说了出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发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吃人”本质，同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等等。这一切，不是具有非常深刻的革命意义吗？不仅是《狂人日记》，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精神，因而，也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革命意义。

是的，鲁迅一生中并没有参加激烈的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行动，甚至可以说鲁迅对请愿、游行之类持保留的态度。“三一八”惨案这一天，许广平本来也是要去请愿的，结果被鲁迅拦住了，鲁迅颇不满地对她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此外，我还可以举出两例证明鲁迅曾经有过的“不革命”的行为。

据鲁迅晚年的挚交、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告诉过他，“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这在《鲁迅传》原稿中删掉了）。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收入《鲁迅研究资料（二）》］鲁迅因为牵挂母亲，免去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算得上是极端的冒险行动。

胡愈之1972年12月2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样一件事：鲁迅对胡愈之说过，李立三到上海找鲁迅，要求鲁迅写文章喊打倒蒋介石。鲁迅回答说，我如果这么干了，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李立三说，没关系呀，黄浦江上停着苏联的船，你可以跳上船去苏联呀。鲁迅说，去苏联我就写不出文章了。李立三没奈何。接着，他把一支手枪交给鲁迅，要他搞武装斗争。鲁迅说：“我没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鲁迅研究年刊（1980）》，陕西人民出版社］这里，当然不应排除鲁迅可能把谈话内容漫画化了。此外，胡愈之、冯雪峰写的《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一文中，又提到这样一件事：鲁迅说，李立三对他提到，“党要在上海组织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鲁迅拒绝了李立三。有这样两条旁证，这件事应该是可信的。

我们若是简单地或是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我以上所举事例正好可以证明鲁迅是不革命的，不是革命家。可是，我们不能这样看问题。以上这些，只能证明了鲁迅的求实精神，鲁迅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

那么，鲁迅除了是思想意义上的革命家以外，他就没有革命的切实行动？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们不妨看看鲁迅参加革命活动的主要事迹：

1904年他在日本参加中国革命团体“光复会”；1911年，杭州光复后，他率领绍兴中学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1919年，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我要指出的是，即便在教育部期间，鲁迅也有过具体的革命行动，也不是如郑学稼所说的，只有在张勋复辟的时候，他才愤而辞职。“女师大风潮”的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他因为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反对杨荫榆、章士钊的斗争，甚至被段祺瑞撤去了公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饱含愤恨之情，当天即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他说：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此后，4月1日，鲁迅痛定思痛，用饱蘸血泪的笔调，写出了一篇传诵千古、感人至深的名文：《记念刘和珍君》。从刘和珍的惨死，鲁迅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军阀的本性，认识到他们“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鲁迅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鲁迅这种旗帜鲜明的革命行动，当然触怒了当局。“三一八”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连续两次下令通缉所谓“暴徒首领”，加紧迫害革命人士。在第二批通缉名单中，便有鲁迅的名字。这时，鲁迅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至5月才回家。(www.daowen.com)

1927年，在广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逮捕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鲁迅马上主持中山大学校内各系主任紧急会议，极力营救。没有达到目的，愤而辞职。1928年，加入“革命互济会”，以后经常捐款。1933年2月，小林多喜二被害，电唁其家属。5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迫害进步作家和烧毁进步书籍。

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上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团体。此外，鲁迅参加并领导了“左联”，这算不算革命？鲁迅把方志敏的手稿转送到延安，这算不算革命？瞿秋白住在鲁迅家，并与其一起战斗，鲁迅将其引以为“知己”，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算不算革命？1936年4月，鲁迅把方志敏同志致党中央信件及《可爱的中国》等文稿转交中共中央……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杨铨死后，恐怖气氛笼罩着鲁迅的周围。据当时的报刊透露，国民党拟定了杀人的黑名单，其中就有鲁迅的名字。但鲁迅表现十分镇静，他决定不搬家，也不出外避居，而是照常在家里工作。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压迫，“比明末更坏”，手段也更为“绵密而且恶辣”。

6月20日，是杨铨入殓的日子。反动派放出风声，说就要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几位。这可能是一次恫吓，也可能是又一次屠杀，坚卓者藐视敌人的阴谋，游移者却望而生畏。在事关政治斗争的严峻考验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做出决断，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的视死如归、绝不退却的意志。国民党特务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轻易下毒手，但鲁迅自己是不存侥幸之心，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送殓这一天，大雨滂沱。鲁迅于归来后，作旧体诗《悼杨铨》，以志哀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它写出鲁迅的深沉悲愤，是对反动派一贯摧残志士豪情，今日又遽下毒手杀害健儿的沉重控诉。

这一切，不是革命行动又是什么呢？

鲁迅不仅是思想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且还是切实的革命的行动者。

孙绍振指出，郑学稼的观点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鲁迅性格的特点，恰恰是不主张表面上激烈的行动，力求避免对革命力量的无谓的损害的；其次，如果只有在战火纷飞的战场冲锋的才算是革命家，那么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就再没什么革命家可言了。”［《孙绍振如是说·鲁迅研究的两种病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5月版］我以为，孙绍振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郑学稼为什么要提出鲁迅不是革命家这样的观点呢？也许，他对革命家的概念尚有模糊之处？也许，他以为革命家的桂冠客观上对鲁迅起了神化作用，因而，摘去这顶桂冠，就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也许，他骨头里早就痛恨鲁迅？……尽管郑学稼的很多言语让我反感，甚至让我厌恶，但我仍愿意往好的方面去想他。我以为，不管他的主观意愿善良与否，他客观上损害了鲁迅，因为他的基本观点违背了事实。

和许多伟人都有其平凡的一面一样，鲁迅也是平凡的。但这种平凡毕竟是伟人的平凡，与凡人俗事不是一码事。没有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实践，鲁迅将不成其为鲁迅。我们不能为平凡而平凡，不能以贬低鲁迅为代价而将其“还俗”。

郑学稼还用人身攻击的手段，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鲁迅，以此来说明鲁迅不仅不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士，而且是一个只爱别国（苏联）而不爱中国的人，搞不好，与他弟弟一样也许要成为汉奸哩。书中，郑学稼对鲁迅与周作人已经分道扬镳故意不提，开口闭口所谓汉奸弟弟，他要给人一个感觉，似乎是有其弟必有其哥。是的，鲁迅是赞成过苏联，可是，孙中山不也赞成过苏联吗？这怎么能与周作人当汉奸相提并论呢？

郑学稼还随心所欲地诬蔑鲁迅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暗中保护”，他简直把鲁迅描绘成了汉奸了！如此无中生有，这不是政治陷害又是什么？这样立论真是伤天害理！现在不少名人学者动辄说鲁迅爱骂人，不宽容，可是，他们对郑学稼之类的陷害，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无怪乎有人要问，谁宽容过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