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鲁迅一生言行的另一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事实存在：鲁迅是单纯的，是宽容的。

对比时人对鲁迅的攻击，鲁迅要宽厚得多。王得后、钱理群在《〈鲁迅杂文全编〉前言》中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记载的就是这样：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说是同志的也还是‘右倾’，‘危害联合战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乏走狗’，‘鹰犬’，‘洋场恶少’，‘才子＋流氓’，无一有生命的危险，就是直斥为‘帮凶’，也分明和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我认为，这一比较，近乎发明，使原来模模糊糊的骂来骂去，彼此彼此的东西明确起来。它足以证明貌似刻毒的鲁迅的宽厚，又让那些事后骂鲁迅刻毒旨在反证自己宽厚的人，“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批评别人刻毒的人自己未必不刻毒，指责别人缺少宽厚的人自己未必就宽厚。

鲁迅疾恶如仇，但他绝不因小忿而误大端。这位怒目圆睁，在敌阵中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厮杀的无畏斗士，与友人、同志相处，却是春光煦煦，和风习习，诚恳相待，富于情谊的。有人说，鲁迅是一个一言不合，奋袂即起，给人难看的人。这种评论并不公允。鲁迅自己就曾说过：“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事实也正是如此。鲁迅并非没有忍耐，没有退让。特别是对于青年，他不仅热心为他们效力，有时还受到其中有些人的责难、讥笑与攻击。遇到这种情况，鲁迅一般并不还手，他认为“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两地书·七九》）当然，人非木石，忍无可忍挨了十刀，还上一箭，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鲁迅的胸怀毕竟是宽广的，“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是不屑于对具体个人的“陷害”的——这是他的论敌常用的武器——他的着重点，在于通过具体个人的某些言行，实行文明的批评和文化的批判，这既是鲁迅的宽厚使然，又是鲁迅的伟大所在。

在对谣言进行反击之外，鲁迅更多的情况下是采取“谣言不辩，诬蔑不洗”的态度。这固然是由于他经受过各种打击，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还由于鲁迅深信，只要是谣言，就会自生自灭的。鲁迅也没有办法与所有的谣言作战。因此，对于无聊之谣言，鲁迅只是付之一笑，只管自己做事。对待这类东西，“‘由它去罢’，是第一好办法”。（1935年10月29日致徐懋庸信）这着实表现了鲁迅不屑计较的宽容。(www.daowen.com)

曾经挨过鲁迅“骂”的傅东华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9日第8版）鲁迅哲学中的“爱”，是另外一个命题了，这里略去不谈，但傅东华的话表明，鲁迅的哲学不只是“刻毒”的哲学。

没有慈悲与宽容的世界是狼的世界，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没有“刻毒”的慈悲和宽容，只能是眼泪的世界。鲁迅既是宽容的，又是“刻毒”的，鲁迅宽容于应当宽容之时，鲁迅“刻毒”于应当“刻毒”之处。鲁迅毕竟是一个理性健全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