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用“多疑”的眼光看社会人生，写了许多“骂人”文章，本来“骂人”也是很正常的。“骂”又何能一概指责呢？鲁迅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假如指着一个女人说：“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不行的；如果她实在是在做卖笑生意的，那是说了真话，并不是骂人。可是，中国是一个多有死要面子人的国度，中国是个多有虚伪人的国度。许多正人君子既要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因而，在他们的眼里，鲁迅是撕人脸面的家伙，当然是可恶的。于是，有了一大串关于鲁迅的“尖刻”、“刻毒”、“不宽容”、“刀笔吏”、“绍兴师爷”、“睚眦必报的小人”之类的议论。这不仅伴随鲁迅生前，也纠缠于他死后。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作“众口铄金”，好话使人增光，反过来就是“积毁销骨”了。一次又一次的造谣诽谤，鲁迅似乎真的成了刻毒的人了。

王乾坤在《鲁迅的宽容》中说：“如果有人不耻下问于我：在未来的社会里，鲁迅将在哪些方面成为诘难的对象？别的方面我说不确，但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出一个，那就是他的：‘刻毒’。或者说，他的‘恶’，他的‘反恕道’，他的‘复仇’，他的‘以恶抗恶’，等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意思。”他又说：“很难想象渴望平和环境的人们，乐于接受‘复仇’，‘一个也不宽恕’之类的声音；很难想象人们在对历史作总体反思的时候，不把这种声音同古老的冤冤相报或人际倾轧‘望文生义’为同一个东西。”（《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那么，鲁迅真是“刻毒”的和“恶”的吗？

就像古希腊雕塑中的毒蛇缠身的拉奥孔一样，鲁迅是个受苦受难的时代先行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激烈的愤怒的时代批判者的形象。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所带来的苦难，接着自然是对压迫的反抗，带着愤怒的激情对时代、社会的不留情面的批判。

鲁迅的一生，是受迫害的一生，伴随着他的是无数的谎言、谣诼、诽谤、诬陷。一会儿说鲁迅“开书店”，一会儿又说他“同收版税百余元”；一会儿说鲁迅已领取“中央党部文学奖金”，一会儿又说他“被捕”了；一会儿说他“收苏俄卢布”，一会儿又说他充当“日探”；一会儿说他“往莫斯科”了，一会儿又说他“生脑膜炎”了……凡此种种，谣言与诬陷像蝗虫似的在鲁迅头上飞转。鲁迅一不战斗，一不扑打，似乎立即就要被吞噬了。

有的谣言，暗含杀机，鲁迅在悲愤的同时，不得不认真对待。例如1931年初，国民党的大小报刊上盛传鲁迅已经“被捕”，被“刑讯”，并且在报上纷纷揭露所谓鲁迅的“罪状”。有的甚至透露鲁迅住址，促请当局加以搜捕。谣言之炽，惊动了鲁迅的四方亲友，“老母饮泣，挚友惊心”，鲁迅自己则如处于荆棘之中，感怆交并，难以言喻。为了预防不测，鲁迅不得不搬家避难，他在1931年1月23日致李小峰的信中说：“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寓里了。”

鲁迅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受压迫，被围剿；既谈了历史的重压，又谈了现实的压迫。比如，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时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1931年2月5日在致荆有麟的信中说：“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1934年12月6日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了对诬陷和谣言的感叹：“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是的，鲁迅一生“骂”过许多人，他的个性中也有着强烈的攻击的倾向。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爱“骂人”，为什么“刻毒”呢？我们应该去寻找隐藏在鲁迅这种攻击性背后的客观的原因，这就是鲁迅被压迫、受围剿的苦难的历程。被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骂不还口”，是奴才哲学；以牙还牙，则是战士的性格。鲁迅“刻毒”的“骂人”文章，与其说是理性使然，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个人的际遇或经验。

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很多主张，不是来自理论的蛊惑，而是亲见亲历的“我以为然”。一套《鲁迅全集》，留下了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骂鲁迅，尤其首先骂鲁迅的文章，多已灰飞烟灭。如此，人们只看到鲁迅“骂”，而难以看到别的一切了。这就客观上让不懂真相的人感觉到，鲁迅似乎真的是刻薄了。鲁迅的母亲曾经说过一段大白话，也是实在话：“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北平《民国学院院刊》第7期，1936年11月3日）“人家去惹他”，鲁迅“气得死去活来”，才还击，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接着才是鲁迅的反抗与攻击。

然而，同是鲁迅的亲人，周作人与鲁老太太的见解并不一样，他甚至比鲁迅的许多论敌都走得更远，认为鲁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周作人甚至把鲁迅的“刻毒”解释为迫害狂的心理。

果真如此吗？(www.daowen.com)

钱理群在分析“杨树达”袭来事件时，把鲁迅的精神状态和《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精神状态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他说：

我们看到鲁迅的多疑与尖刻，又看到鲁迅的诚挚与坦荡，这构成了完整的鲁迅。我们更痛苦地发现鲁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强烈的“防范意识”，由此而领悟到《狂人日记》里“狂人”过度敏感的精神病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包括鲁迅在内）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夸大的变形的反映。是这种病态的社会环境：四面充溢着阴谋、流言和陷阱，人与人之间满怀敌意与猜疑，鲁迅精神上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横站”，提防八方来敌，鲁迅之“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正是病态的社会、病态人际关系对鲁迅心理、性格的扭曲与损伤，也是鲁迅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反应与反抗。（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68-69页）

狂人是社会压迫的结果。鲁迅的“多疑”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否认——这是一个处处需要打问号的社会。人不是天生就多疑的，当我们探究一个人为什么多疑时，是不是应该首先探究一下造成多疑人格的社会原因？如果说，鲁迅有自认为还“刻毒”得不够的一面的话，也绝不是“迫害狂”心理的作怪，“从心理学上讲，恐怕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受迫害的心理反应。应该说，鲁迅在长期的受迫害受压抑的历史情境中，他由反抗而生的刻毒有时确乎超出了应有的敏感，而时有一种受迫害臆想。”（王乾坤：《鲁迅的宽容》，《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

鲁迅对自己一生挨骂的命运，曾诉说过内心的苦状。他在1930年3月21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

虽然苦，但鲁迅绝无退却之意，在公开的言论中，话也说得格外不留情面，他不给他的论敌看到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中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

在最后，当考虑到临终要不要请人宽恕自己，自己也宽恕别人时，鲁迅郑重其事地表了态：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这是鲁迅个人意志的选择，是鲁迅战斗一生的最后证明。这种“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的“坏脾气”，其中所蕴含的大恨与大悲悯，若不曾陷入和经历整体包围和要求突围的冲突，是不可能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