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过这么多人，他为什么老爱“骂人”呢？正人君子们、同一阵营的战友们于是说他“多疑”。“多疑”这个词儿与“尖刻”、“刻毒”等一起，是鲁迅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人们评价他的常用语汇。另一方面，忠诚于鲁迅的人们，也考虑到“多疑”是贬损鲁迅的，所以，为尊者讳，对鲁迅确有“多疑”之处的实例，多持避而不谈的态度。

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正视鲁迅的“多疑”。鲁迅就曾承认自己有“多疑”的时候，鲁迅的“骂人”生涯中，也不难举出“多疑”的实例。在以直率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著称的《两地书》中，他谈到“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两地书·八》）“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两地书·一〇》）这算不算鲁迅承认了自己的“多疑”呢？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中，鲁迅是明确地承认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还曾说，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这种“毒气和鬼气”是一种泛论，当然也包含了“多疑”。若说鲁迅“多疑”实例，又可以举“杨树达”袭来事件，误认丁玲求助信为沈从文捉弄事等。从这些实例看，鲁迅确实是“多疑”了。

然而，在讲鲁迅“多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鲁迅并不多疑，相反，有时倒是过于天真了。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讲了那个著名的鲁迅“儿子”的故事，那是叫人哭笑不得的。许广平感慨道：“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许广平忆鲁迅》，第234——235页）还有那个声称持有烈士遗稿《孩儿塔》的史济行，也轻而易举地骗取了鲁迅的信任，还让他老夫子动了感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可是，史济行是这样一个重友情的人吗？他只是一个骗子。钱理群认为，从鲁迅给曹靖华、章廷谦、萧军、萧红、胡风等人的书信中，会强烈地感到鲁迅对人的诚挚、直率、宽厚、无微不至甚至天真。“应该说，这都比较接近鲁迅的真性情。”（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67页）鲁迅摘译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又说：“人们多注意到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世’这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也许是更为本质的一面，即‘常存单纯的心’。

一切站在历史的高峰，看透现实、因而超越现实的伟大人物，必定有‘返璞归真’的一面。萧红曾经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常想，能够这样放怀大笑的人，一定有一颗纯真的心。”

鲁迅既是“多疑”的，又是不设防的，单纯的。

鲁迅有种种矛盾，他有时责怪自己太易于猜疑，有时又认为“多疑”并非坏事。他说：“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言，这才是缺点。”（《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对世事人物持怀疑的眼光，于不疑处有疑，疑而能断，这不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了。鲁迅这里谈“多疑”时用了“怀疑”这样的字眼。多疑，也就是多了一点怀疑。这一点，下文还要涉及。

说鲁迅“多疑”，言而有据；说鲁迅不“多疑”乃至单纯，一样言而有据。事实是，鲁迅是心地单纯的。然而，他生活在一个可怀疑的国度，这个国度里有许多互相猜疑的人，这个国度里有许多可猜疑的事物。于是，任你怎样单纯，也不得不变得“多疑”起来。(www.daowen.com)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吧。钱理群等许多有识之士都把眼光注视到了这一点。鲁迅的“多疑”，乃是20世纪前半叶空前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产物。历史正经历着“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新的婴儿诞生前漫长的阵痛，这是一个充满了污秽与血的时代，在生与死的最后搏斗中，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部剥落，露出本来面目的疯狂与卑劣；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现实中一切阴谋诡计、鬼蜮伎俩竟然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鲁迅经常痛苦地谴责自己：“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我还欠刻毒。”（《三闲集·通信》）鲁迅更忧虑着“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容易“上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信）现实就是如此严峻：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人们的天真，思维方式的简单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鲁迅自己就多次“亲历”了这样的流血，而且多是最为宝贵的青年战士的血。社会、时代的大环境，让鲁迅持怀疑的眼光看问题。鲁迅不能不以“多疑”的冷眼看当时的社会。

就具体而言，许多人的作为也证明着实际生活中有着可怀疑的人和事。其实，从某一方面讲，鲁迅疑得还不够，他对人的推测，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有些人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比鲁迅对他们的推测还要坏得多。上文提到的史济行就是一例。当后来鲁迅知道史济行所谓藏有《孩儿塔》文稿完全是假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骗取鲁迅的手稿后，鲁迅不禁感慨系之，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正是这种教训，使鲁迅常用多一点怀疑的眼光去看社会、看人。“多疑”，并非鲁迅的罪过，事实常常证明他“疑”得对。“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的这个怀疑并没有错，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以及不是真正站在民族立场的爱国者，而恰恰是一批“洋大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谄媚之态，以及竭力鼓吹借用侵略者的暴力，把国内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的法西斯主张。这一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所谓鲁迅“多疑”，就是不肯轻易相信那些“不是东西者流”，往往要对他们的言行打个问号，看一看，等待一下，分析一番，务必看清他们的五脏六腑，弄清楚他们的真实嘴脸。倘若面前有“貌作新思想者”出现，鲁迅并不轻易相信他们，因为他看过许多这样的人，“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若有人自称是“新式青年”，鲁迅也不轻易相信，因为他深知有的人“皮毛改新，心思依旧”，新式的躯壳里埋伏着古老的魂魄。鲁迅曾经说过：“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由这样的怀疑，进而达到犀利的解剖的目的，这就使鲁迅戳穿了许多两面派的迷人假面，从而暴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我以为，鲁迅的“多疑”也就是怀疑精神，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有的具体当事人的指名道姓的怀疑，并且由怀疑而质问、而抨击，而升华到一般的文化意义上的批判，即由“实骂”而包含而带出了“虚骂”；一是对没有活着的具体当事人的怀疑——“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么？”——是一种超越现时代人事纠纷的纯粹意义上的对历史、对文化的怀疑，诸如“真有上帝吗”，以此类的反问，进而得出“上帝死了”的结论。痛快淋漓，让人激动，又不开罪任何人。鲁迅的前一种怀疑，被人们目为“多疑”，多少带有贬义；而对后一种怀疑，则被视为批判精神，大多并无异议。鲁迅的这种怀疑精神，在他的创作中同样留下了引人注目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和批判，刨祖坟、究根底的思维方法和写作特点，《故事新编》中对古人的调侃和嘲弄，《野草》中对自我的严格剖析和审视，《呐喊》、《彷徨》中主题与形象的深刻历史内涵的现实意义，无一不渗透和贯穿着这种怀疑精神与理性思考。具体一点说，比如，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对此，大家齐声称颂，说这是鲁迅对历史的新发现。可是，倘若鲁迅写道，在章士钊的什么文集里，看到了“吃人”二字，那不仅是说鲁迅“多疑”了，简直要打官司。

鲁迅具体的和非具体的，换言之，牵涉到活人的纠纷的“多疑”与纯粹文化意义上的怀疑，是鲁迅怀疑精神的两个方面的表现。鲁迅太过于真诚，太过于天真，又加上他有着顽强的“硬骨头”精神，他不回避活人的纠缠，而只进行文化的批判，所以才被戴上了“多疑”的帽子。鲁迅的两方面的怀疑，都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启迪，鲁迅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智慧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