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恶狠狠地贬斥鲁迅杂文为“骂人文选”。首先，这是一种因不读鲁迅原著的无知所产生的误解和偏见。在鲁迅一百多万字的杂文作品中，“骂”了人或者涉及“骂人”的，充其量只占百分之一二，怎么可以将其一概斥之为“骂人文选”呢？即使鲁迅作品中最具战斗性的“骂人”部分，它们也绝不会由于得罪了某些“正人君子”，因而不断遭到他们和他们的徒子徒孙的贬斥，而失去所固有的伟大意义。倘若我们真的把鲁迅的“骂人”文章编成一部《鲁迅“骂人”文选》，那其中也自有其“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鲁迅对自己的“骂人”文章就有这样的自信。他说：

这两位（按指《中央日报·中央公园》所载《杂感》的作者洲和《文坛与擂台》的作者鸣春），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

他又说：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www.daowen.com)

鲁迅的作品中，“大众的灵魂”中反映了“时代的眉目”，“时代的眉目”里也包含着“大众的灵魂”。鲁迅一生的战斗历程，若是把几次主要的“战役”罗列出来，基本上可以看到文学史的一个轮廓。鲁迅总是把当时的事和当时的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战役”，鲁迅往往把矛头指向对立面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痛加批判。比如，对复古派的斗争，鲁迅矛头主要指向林琴南、章士钊；对“新月派”的斗争，主要指向梁实秋；对“第三种人”的斗争，则是揪住了杜衡……章士钊、陈西滢等无疑是“大众灵魂”的代表，而与他们的斗争过程，自然又留下了时代的眉目。

概而言之，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等等，但这都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而纯粹的“实骂”部分，也将不断地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具体的一般和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