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关于鲁迅的“骂人”，从另一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

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话题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干系。这比较典型的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装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杨荫榆的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之“骂”杨荫榆，“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但是，那篇被有的人认为有人身攻击成分的《寡妇主义》，却是“实骂”中的“虚骂”。文中，鲁迅指出杨荫榆是“寡妇”或“拟寡妇”，实行“寡妇主义”教育，对于大学生，“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这些语言，都是不确定的推测，与杨荫榆所涉无多。其实，杨荫榆虽然独身，但她也和鲁迅一样，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据杨绛介绍，她是奉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她的夫家姓蒋。虽然门当户对，然蒋少爷却是一个“傻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成亲时，她把“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后来逃回娘家，出外求学。当然，鲁迅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这一身世，倘知道，接受过母亲“礼物”、与朱安有过不幸婚姻的鲁迅，在下笔讨伐“寡妇主义”时，以杨荫榆为话头，也许会有所踌躇？我以为，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这种深切感受，可以说是郁积于长久，得之于偶然。他之所以如此不无刻薄地骂杨荫榆，只不过是找到了灵感的触发点，借题发挥而已。心中有思想，总是要喷发的。若不是杨荫榆，在此后的某日，碰上了牛荫榆、马荫榆，一有机会，鲁迅关于“寡妇主义”的思想，还是要表白的。

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

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人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又是极其深刻的。鲁迅在谈到自己杂文写作的经验时说：“砭锢弊常取类型。”所谓“取类型”，就是如上所列举的抓住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正如鲁迅自己所解释的，“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伪自由书·前记》）这就是说，鲁迅是把“实骂”的对象当作一个标本的，它虚指了“实骂”对象们所代表的所象征的人物。(www.daowen.com)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实中有虚，由个别而到一般，在于他的思考绝不停留在个别的“这一个”，而是将其放在广阔的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迅速切入本质，使其成为具有历史概括性、普遍性的“这一类”的标本。这种从个别现象立即切入本质的整体概括的思维方式，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说，就是“在看到一件事物的一瞬间，就能够从许多偶然性中，区别出它的基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

我们认识鲁迅的“骂人”现象，也应该跳出困囿于“实骂”的误区，跳出个别看到一般。如此，才算是掌握了阅读鲁迅的钥匙。可是，论者每每不察，对鲁迅的“骂人”文章，总以意气论之。对此，鲁迅当年即已感慨系之：“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信）在鲁迅写这封信的前一年多，瞿秋白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阐述过这种见解：

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瞿秋白理解鲁迅，认识他的“骂人”杂感的伟大意义之所在。后来，王得后等人对瞿秋白的鲁迅观有所发挥，他们认为：“鲁迅杂文是个别的，但也是一般的，抽象的。杂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文章、事件，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根有据，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又多有一般的意义。因此，人物的生辰八字，文章的最初出处，事件的背景过程，对读懂鲁迅杂文，似乎很要紧，其实又并不那么要紧。”（王得后、钱理群：《〈鲁迅杂文全编〉前记》）是的，具体人物的恩恩怨怨既有重要的一面，也有不重要的一面，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应该指出的是，随着许多历史人物的相继谢世，这种实的恩怨将逐渐淡化，虚化了。最后，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将是瞿秋白所认定的作为普通名词的社会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