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骂人”，大约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种类型：

一、原则之争、是非之争，从总体上看鲁迅所“骂”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鲁迅“骂人”的主要部分，换言之，鲁迅对时人的批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比如，鲁迅对“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的批判，对“新月派”梁实秋的批判，对当时周扬、张春桥极“左”萌芽势力的批评，以及对章士钊种种劣迹恶行的揭露与抨击，都属此类。

二、大原则上鲁迅是正确的，小枝节上有批评失当、感情用事之处。这一点，可以举“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革命文学”论争，是由于成仿吾他们当时尚不了解鲁迅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给本来属于同一阵营的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等高帽，鲁迅仍然坚持批评所该批评的，不论争论怎样激烈，并没有反对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根本主张。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是拥护的，所余下的矛盾，大不了只是提法问题。但是，在枝节问题上，鲁迅确实因为动了肝火，动了感情，有失当和言重的地方。比如，骂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人是“才子＋流氓”，与他们的“才子＋革命”的本色似有距离。说“四条汉子”等“我甚至怀疑他们系敌人所派遣”，也言重了。对自己精心栽培过的后生小子徐懋庸动了那么大的肝火，是不是也有不够冷静和大度之处呢？

三、有批评正确之处，也有误解、误会的地方。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对周木斋的批评。在大学生的“赴难”与“逃难”问题上，鲁迅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称自己是“逃难党”。鲁迅对周木斋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在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却是误会。对于这桩公案，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www.daowen.com)

四、纯粹是误会。这一类事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并不多，但亦可举出明显的例子。一是怀疑钟敬文与“鼻”（即顾颉刚）乃一路人之事。对钟敬文，鲁迅是意气相向，恨屋及乌了。这些误会，鲁迅有的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有的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了某种歉意和不安。

顺便提一下，有人把鲁迅“骂人”现象分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还是正确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不那么正确了等等若干类。我以为，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怎么就变得不正确了？用现在流行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具体的争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奢谈正确与否，貌似公正，然客观上起了贬损鲁迅的作用。比如，有人说过去讲“斗争”，鲁迅“骂”梁实秋是对的，今天讲“团结”，再“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就不对了，云云。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们今天十分重视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我们能以此否认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吗？如此媚时、迎合，就不是搞学术研究了。钱理群认为，这样的人就不配称为“学者”，而是见风转舵的“政客”了。